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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漢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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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著《和文漢讀法》不知道是在那一年,大約總是庚子前後吧,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影響極大,一方面鼓勵人學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誤會,把日本語看得太容易,這兩種情形到現在還留存著。 近代的人關於日本語言文字有所說明的最早或者要算是黃公度吧。《日本雜事詩》二卷成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其卷上注中有一則云: 「市廛細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漢言者十之一而已。日本全國音惟北海道有歧異,其餘從同,然士大夫文言語長而助詞多,與平民甚殊,若以市井商賈之言施於搢紳,則塞耳退矣,故求通其語甚難。字同而聲異,語同而讀異,文同而義異,故求譯其文亦難。」 八年後即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又撰成《日本國志》四十卷,其三十三卷為學術志之二,文學一篇洋洋四千言,於中日文字問題多所論列,大抵預期中國文體變革最為有識,其說明日文以漢字假名相雜成文之理亦有可取,文云: 「日本之語言其音少,其語長而助辭多,其為語皆先物而後事,先實而後虛,此皆于漢文不相比附,強襲漢文而用之,名物象數用其義而不用其音,猶可以通,若語氣文字收發轉變之間,循用漢文,反有以鉤章棘句詰曲聱牙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譯人之變易其辭,或如紹介之通達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漢文乃適於用,勢不得不然也。」 這兩節都是五十年前的話了,假如說得有點錯誤本是難怪,但是我讀了甚為佩服,因為他很能說明和文的特點,即文中假名部分之重要,以及其瞭解之困難是也。本來日本語與中國語在系統上毫無關係,只因日本採用中國文化,也就借了漢字過去,至今沿用,或訓讀或音讀,作為實字,至於拼音及表示虛字則早已改用假名,漢字與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異。正如黃君所說,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賈通行之文大抵兩者相雜各半,亦有「專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細民閭巷婦女通用之文是也」。 日本普通文中所謂虛字,即天爾乎波等助詞與表示能所等助動詞,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動詞形容詞的語尾也無不以假名寫之,這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重要部分,漢字的本領便只在表明各個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的意義而已。其實也還只有當作名詞用的漢字可以說是自己完全的,若動詞形容詞必須將語根語尾合了起來才成一個完整的意思,所以這裡漢字的地位並不很重要,好像裸體的小孩連上下身是個整個,這只是一件小汗衫而已,我們中國人習慣于用本國的漢字,多少又還留下認方塊字的影響,以為每一個字就是整個,便容易誤會日本好講廢話,語尾原是不必要的廢物,可以乾脆割掉丟開了事。 在我們的立場去想,原來也是莫怪,不過若想用了這種方法去瞭解日本文字,那未免很有點困難了。黃君用了好些比喻,如譯人,紹介,瞽者之相等,委曲地說明假名在和文中重要的職務,這是我覺得最可佩服的地方,而《和文漢讀法》卻也就在這裡不免有缺點,容易使人誤解了。 《和文漢讀法》我在三十年前曾一見,現今手頭沒有此書,未能詳說,大抵是教人記若干條文法之後刪去漢字下的語尾而顛倒鉤轉其位置,則和文即可翻為漢文矣。本來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體,其中有漢文調一種,好像是將八大家古文直譯為日文的樣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東海散史,《國民之友》的編者德富蘇峰,都寫這類的文章,那樣的鉤而讀之的確可以懂了,所以《和文漢讀法》不能說是全錯,不過這不能應用於別種的文體,而那種漢文調的和文近來卻是漸將絕跡了。 現在的日本文大約法律方面最易讀,社會與自然科學次之,文藝最難,雖然不至於有專用假名的文章,卻總說的是市井細民閭巷婦女的事情,所以也非從口語入手便難以瞭解。從前戴季陶院長還沒有做院長時曾答人家的問,說要學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須得五年,這話我覺得答得很好。《和文漢讀法》早已買不到了,現在也少有人知道,可是他們的影響至今還是存在,希望記住幾十條條例,在若干星期裡學會日文的人恐怕還是很多。 我想說明一聲,這事是辦不到的。日文到底是一種外國語,中間雖然夾雜著好些漢字,實際上於我們沒有多大好處,還是要我們一天天的讀,積下日子去才會見出功效來。我不怕嘴快折了希望速成的諸君的銳氣,只想老實說話,將實情報告各位,據我想還是慢慢地往前進為佳,蓋時光實在是「快似慢」,一年半載便是空閒著也就倏忽地過去也。 黃公度既知和文的特色,對於漢文亦頗有高明的意見,如云: 「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複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 在那時候,日本文壇上的言文一致運動尚未發生,黃君乃能有此名言,預示中國白話文的途徑,真可謂先覺之士矣。乃事隔四十八年,中國又有讀經存文的呼聲,此足見思想文化之老在那裡打圈子,更令人覺得如黃君的卓識為不可多得了。 (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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