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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放蕩


  偶然翻閱《困學紀聞》,見卷十七有這一則云: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雲,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翁鳳西注引《中說·事君篇》云: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其實,深甯老人和文中子的評論文藝是不大靠得住的,全謝山在這節上加批云:

  「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

  這就湊足了鼎足而三。

  我們再來《全梁文》裡找梁簡文的原文,在卷十一錄有據《藝文類聚》二五抄出的一篇《誡當陽公大心書》云: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這些勉學的話原來也只平常,其特別有意思的卻就是為大家所非難的這幾句話,我覺得他不但對於文藝有瞭解,因此也是知道生活的道理的人。我們看他餘留下來的殘篇剩簡裡有多少好句,如《舞賦》中云:

  「眄鼓微吟,回巾自擁。發亂難持,簪低易捧。」

  又《答新渝侯和詩書》中云:

  「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複有影裡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

  又《箏賦》中歌曰:

  「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

  看他寫了這種清綺語,可是他的行為卻並不至於放蕩,雖然千四百年前事我們本來不能詳知,也只好憑了一點文獻的紀錄。簡文被侯景所幽縶時有題壁自序一首云:

  「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梁書》四《簡文帝紀》雖然說:

  「雅好題詩,其序雲,餘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

  又史臣曰:

  「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

  但下文也說:

  「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

  可見對於他的為人,君子也是沒有微辭的了。他能夠以身作則地實行他的誡子書,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文人裡邊我最佩服這行謹重而言放蕩的,即非聖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謹重或言行皆放蕩的,雖屬凡夫,卻還是狂狷一流。再其次是言謹重而行放蕩的,此乃是道地小人,遠出謝靈運沈休文之下矣。謝沈的傲冶其實還不失為中等,而且在後世也就不可多得,言行不一致的一派可以說起於韓愈,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至今遂成為載道的正宗了。一般對於這問題有兩種誤解。其一以為文風與世道有關,他們把《樂記》裡說的亡國之音那一句話歪曲了,相信哀愁的音會得危害國家,這種五行志的論調本來已過了時,何況倒因為果還是讀了別字來的呢。其二以為文士之行可見,不但是文如其人,而且還會人如其文,寫了這種文便非變成這種人不可,即是所謂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這也未免說得有點神怪,事實倒還是在反面,放蕩其文與謹重其行,其實乃不獨不相反而且還相成呢。英國藹理斯在他的《凱沙諾伐論》中說過:

  「我們愈是綿密地與實生活相調和,我們裡面的不用不滿足的地面當然愈是增大。但正在這地方,藝術進來了。藝術的效果大抵在於調弄這些我們機體內不用的纖維,因此使他們達到一種諧和的滿足之狀態,就是把他們道德化了,倘若你願意這樣說。精神病醫生常述一種悲慘的風狂病,為高潔地過著禁欲生活的老處女們所獨有的。她們當初好像對於自己的境遇很滿意,過了多少年後卻漸顯出不可抑制的惱亂與色情衝動,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子被關閉在心靈的窖裡,幾乎被忘卻了,終於反叛起來,喧擾著要求滿足。古代的狂宴——基督降誕節的臘祭,聖約翰節的中夏祭——都證明古人很聰明地承認,日常道德的實生活的約束有時應當放鬆,使他不至於因為過緊而破裂。我們沒有那狂宴了,但我們有藝術替代了他。」

  又云:

  「這是一個很古的觀察,那最不貞潔的詩是最貞潔的詩人所寫,那些寫得最清淨的人卻生活得最不清淨。在基督教徒中也正是一樣,無論新舊宗派,許多最放縱的文學都是教士所作,並不因為教士是一種墮落的階級,實在只因他們生活的嚴正更需這種感情的操練罷了。從自然的觀點說來,這種文學是壞的,這只是那猥褻之一種形式,正如許思曼所說唯有貞潔的人才會做出的。在大自然裡,欲求急速地變成行為,不留什麼痕跡在心上面。……在社會上我們不能常有容許衝動急速而自由地變成行為的餘地,為要免避被壓迫的衝動之危害起見,把這些感情移用在更高上穩和的方面卻是要緊了。正如我們需要體操以伸張和諧那機體中不用的較粗的活力一樣,我們需要美術文學以伸張和諧那較細的活力,這裡應當說明,因為情緒大抵也是一種肌肉作用,在多少停頓狀態中的動作,所以上邊所說不單是普通的一個類似。從這方面看來,藝術正是情緒的操練。」

  小注中又引格勒威耳的日記作例證之一云:

  「拉忒勒耳在談謨耳與洛及斯兩人異同,前者的詩那麼放蕩,後者的詩那麼清淨,因為詩裡非常謹慎地刪除一切近於不雅馴的事物,所以當時甚是流行,又對比兩人的生活與作品,前者是良夫賢父的模範,而後者則是所知的最大好色家雲。」

  中國的例大約也不少,今為省事計也就不去多找了。凱沙諾伐是言行皆放蕩的人,擺倫的朋友妥瑪謨耳則很有簡文的理想。或評法國畫家瓦妥雲,「蕩子精神,賢人行徑。」

  此言頗妙,正可為此類文人制一副對聯也。

  (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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