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雲集·志摩紀念_周作人

志摩紀念

　　面前書桌上放著九冊新舊的書，這都是志摩的創作，有詩，文，小說，戲劇——有些是舊有的，有些給小孩們拿去看丟了，重新買來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襯頁上寫了這幾行字：「志摩飛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東大街遇見，他說還沒有送你《猛虎集》，今天從志摩的追悼會出來，在景山書社買得此書。」

　　志摩死了，現在展對遺書，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這一句話，別的沒有什麼可說。志摩死了，這樣精妙的文章再也沒有人能做了，但是，這幾冊書遺留在世間，志摩在文學上的功績也仍長久存在。中國新詩已有十五六年的歷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鍥而不捨地繼續努力的人，在這中間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實同志，他前後苦心地創辦詩刊，助成新詩的生長，這個勞績是很可紀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從事於創作，自《志摩的詩》以至《猛虎集》，進步很是顯然，便是像我這樣外行也覺得這是顯然。

　　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並不小，據我個人的愚見，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供獻了。

　　志摩的詩，文，以及小說戲劇在新文學上的位置與價值，將來自有公正的文學史家會來精查公佈，我這裡只是籠統地回顧一下，覺得他半生的成績已經很夠不朽，而在這壯年，尤其是在這藝術地「復活」的時期中途凋喪，更是中國文學的一大損失了。

　　但是，我們對於志摩之死所更覺得可惜的是人的損失。文學的損失是公的，公攤了時個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損失卻是私的，就是分擔也總是人數不會太多而分量也就較重了。照交情來講，我與志摩不算頂深，過從不密切，所以留在記憶上想起來時可以引動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對於志摩的人的悼惜也並不少。的確如適之所說，志摩這人很可愛，他有他的主張，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許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態度和說話總是和藹真率，令人覺得可親近，凡是見過志摩幾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這種感化，引起一種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點也好像臉上某處的一顆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點頭，並沒有嫌憎之感。

　　有人戲稱志摩為詩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實在這些戲弄裡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舉發從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別的作家加以攻擊，我相信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階級之故，而決不是他的個人。適之又說志摩是誠實的理想主義者，這個我也同意，而且覺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這個年頭兒，別的什麼都有，只是誠實卻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國裡恐怕也不會有了罷，志摩卻還保守著他天真爛漫的誠實，可以說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

　　我們平常看書看雜誌報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偉大的說誑，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社會瑣聞，不是恬然地顛倒黑白，便是無誠意地弄筆頭，其實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別人相信，只覺得非這樣地說不可，知識階級的人挑著一副擔子，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後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在這時候有一兩個人能夠誠實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現出來，無論這是那一種主張，總是很值得我們的尊重的了。

　　關於志摩的私德，適之有代為辯明的地方，我覺得這並不成什麼問題。為愛惜私人名譽起見，辯明也可以說是朋友的義務，若是從藝術方面看去這似乎無關重要。詩人文人這些人，雖然與專做好吃的包子的廚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總之小德逾閑與否於其藝術沒有多少關係，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過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載道派的藝術家，以教訓指導我們大眾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們在同樣謙恭地接受他的藝術以前，先要切實地檢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須得謹防上他的當。現今中國的先知有幾個禁得起這種檢察的呢，這我可不得而知了。這或者是我個人的偏見亦未可知，但截至現在我還沒有找到覺得更對的意見，所以對於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這樣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後已是二十幾天了，我早想寫小文紀念他，可是這從那裡去著筆呢？我相信寫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無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聲音，顏色，姿勢，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語便有點兒可疑，何況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我想應該是禪，是個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或者一聲「且道」，如棒敲頭，夯地一下頓然明瞭，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

　　我們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經驗，如戀愛和死生之至歡極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夠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絲痕跡，即使呻吟作苦，勉強寫下一聯半節，也只是普通的哀辭和定情詩之流，那裡道得出一分苦甘，只看汗牛充棟的集子裡多是這樣物事，可知除聖人天才之外誰都難逃此難。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果還只能寫出一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歎息。這篇小文的次序和內容差不多是套適之在追悼會所發表的演辭的，不過我的話說得很是素樸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愛說老實話的，那麼我這種老實的說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紀念亦未可知，至於別的一無足取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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