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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雜學十八


  我的雜學如上邊所記,有大部分是從外國得來的,以英文與日本文為媒介,這裡分析起來,大抵從西洋來的屬￿知的方面,從日本來的屬￿情的方面為多,對於我卻是一樣的有益處。我學英文當初為的是須得讀學堂的教本,本來是敲門磚,後來離開了江南水師,便沒有什麼用了,姑且算作中學常識之一部分,有時利用了來看點書,得些現代的知識也好,也還是磚的作用,終於未曾走到英文學門裡去,這個我不怎麼懊悔,因為自己的力量只有這一點,要想入門是不夠的。

  日本文比英文更不曾好好的學過,老實說除了丙午丁未之際,在駿河台的留學生會館裡,跟了菊池勉先生聽過半年課之外,便是懶惰的時候居多,只因住在東京的關係,耳濡目染的慢慢的記得,其來源大抵是家庭的說話,看小說看報,聽說書與笑話,沒有講堂的嚴格的訓練,但是後面有社會的背景,所以還似乎比較容易學習。這樣學了來的言語,有如一顆草花,即使是石竹花也罷,是有根的盆栽,與插瓶的大朵大理菊不同,其用處也就不大一樣。我看日本文的書,並不專是為得通過了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識,乃是因為對於此事物感覺有點興趣,連文字來賞味,有時這文字亦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離,雖然我們對於外國語想這樣辨別,有點近於妄也不容易,但這總也是事實。我的關於日本的雜覽既多以情趣為本,自然態度與求知識稍有殊異,文字或者仍是敲門的一塊磚,不過對於磚也會得看看花紋式樣,不見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

  我深感到日本文之不好譯,這未必是客觀的事實,只是由我個人的經驗,或者因為比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緣故,往往覺得字義與語氣在微細之處很難兩面合得恰好。大概可以當作一個證明。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文學,曾讀過些小說與隨筆,至今還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歡,有時也拿出來看,如以雜誌名代表派別,大抵有《保登登岐須》,《昴》,《三田文學》,《新思潮》,《白樺》諸種,其中作家多可佩服,今亦不復列舉,因生存者尚多,暫且謹慎。此外的外國語,還曾學過古希臘文與世界語。我最初學習希臘文,目的在於改譯《新約》至少也是四福音書為古文,與佛經庶可相比,及至回國以後卻又覺得那官話譯本已經夠好了,用不著重譯,計畫於是歸於停頓。

  過了好些年之後,才把海羅達思的擬曲譯出,附加幾篇牧歌,在上海出版,可惜板式不佳,細字長行大頁,很不成樣子。極想翻譯歐利比台斯的悲劇《忒洛亞的女人們》,躊躇未敢下手,於民國廿六七年間譯亞坡羅陀洛斯的神話集,本文幸已完成,寫注釋才成兩章,擱筆的次日即是廿八年的元日,工作一頓挫就延到現今,未能續寫下去,但是這總是極有意義的事,還想設法把他做完。世界語是我自修得來的,原是一冊用英文講解的書,我在暑假中臥讀消遣,一連兩年沒有讀完,均歸無用,至第三年乃決心把這五十課一氣學習完畢,以後借了字典的幫助漸漸的看起書來。

  那時世界語原書很不易得,只知道在巴黎有書店發行,恰巧蔡孑民先生行遁歐洲,便寫信去托他代買,大概寄來了有七八種,其中有《世界語文選》與《波蘭小說選集》至今還收藏著,民國十年在西山養病的時候,曾從這裡邊譯出幾篇波蘭的短篇小說,可以作為那時困學的紀念。世界語的理想是很好的,至於能否實現則未可知,反正事情之成敗與理想之好壞是不一定有什麼關係的。

  我對於世界語的批評是這太以歐語為基本,不過這如替柴孟和甫設想也是無可如何的,其缺點只是在沒有學過一點歐語的中國人還是不大容易學會而已。我的雜學原來不足為法,有老友曾批評說是橫通,但是我想勸現代的青年朋友,有機會多學點外國文,我相信這當是有益無損的。俗語雲,開一頭門,多一些風。這本來是勸人謹慎的話,但是借了來說,學一種外國語有如多開一面門窗,可以放進風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別的不說,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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