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工之辯_周作人

怠工之辯

　　紹昌先生左右：

　　日前張銘三君來，送來《日本研究》第四期一冊，並所惠贈之佐佐木理譯《希臘神話論考》一冊，領收謝謝。哈利孫女士的著作，我在民國初年見了她的《古代藝術與儀式》以後，才注意閱讀，一直很是佩服，不獨希臘神話上得到種種教示，就是我對於神與鬼等的理解也深受其影響，雖然茀來則博士的著書又是別方面的來源。去年冬天高阪正顯博士來北京，在綜合調查研究所見面，談到哈利孫女士的事，知道他也有文章發表過，仿佛覺得在寂寞荒僻的路上遇見了行人，很是高興。《古代藝術與儀式》已有日本文譯本，也出於佐佐木氏之手，曾經得到，這回又承贈予《希臘神話論考》，于感謝盛意之外，又引起我對於譯者一種親近之感，這是常時難有的事，自己覺得殊可珍惜。

　　鄙人因為翻譯亞坡羅陀洛斯的《希臘神話》，於民國二十七年春間曾將哈利孫女士的這《希臘神話論》譯出，作為附錄，交給當時由胡適之博士主管的編譯委員會，後來聽說這些稿件存在香港，恐怕現在已經不知下落了吧。本文的譯本因為在做注釋，還留存寒齋，可是《神話論》沒法子去查詢，也沒有決心去重譯，這回看見佐佐木譯書，便不免感慨系之。日本學問界日益精進，古希臘之介紹研究漸以加多，克貝耳教授的薪火愈傳愈大，隔海望之，至為豔羨，中國不知須待至何時，始能有此一日乎。

　　《日本研究》的定期刊，非由大才與毅力主持，不能迅速成就，切實進展，每期快讀，不勝佩服。命寫文章，極想盡力，但是力不從心，也頗有些困難，甚為惶恐。鄙人在蘆溝橋事變之前即曾聲明，自己從前所走的路全是錯的，即是從文學藝術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國民精神，這事完全是徒勞，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為我覺得在這裡中日兩國民最是不同，我們要能夠懂得日本國民的宗教情緒，才可希望瞭解他的思想與行為。我這意見在近六七年中雖然承蒙日本神道學家的支援與獎勵，可是我自己還沒有動手去做的決心與勇氣，因為宗教本是一頭窄的門，而我又恰巧是《新約》上所說的少信的人，那麼這件事自然如富翁之登天堂，不是很容易的。

　　截至現在為止，我還只在等候有緣的人出現，向著這條路走去，到得後來再從寶山裡回來的時候，請他講故事給我們聽，不但增廣見聞，而且可以證明我的條陳究竟正確如何。要批評說懶惰，也是無法，不過天下事往往有設計與實行不是一個人的，所謂成功不必由我，似乎也可引以自解。或者說，這一件如果目下做不動，何妨換一件先來做看，談談別的問題呢？這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是開著一所店鋪，拿不出頭號貨色來，那麼姑且拿次號的，對主顧說明白，問要不要且以此代用，那當然是無妨的，現在卻不是這種情形。這有如從前運河裡糧船堵住了河道，非把這大船先打發走了，後面的船無論如何沒法行駛，我想談日本文化也須得先就宗教懂得個大概，才能來說別的，現在還是談不到。近來也胡亂的寫作，不過那都是關於中國的，自己的事情不能說全不知道，說到日本文化，現今暫時還得「遠慮」，等到把宗教一關打通了之後。因此，自己寫文章，實在覺得沒有辦法，這是要請特別原諒的。

　　翻譯似乎沒有這樣為難了。其實在去冬曾經有一回想譯一小篇島崎藤村先生的隨筆送去，因為藤村先生的有好些散文都是我所十分佩服的，而且那時貴刊正要出藤村紀念專輯，覺得更是沒有什麼責任，所以決心想那麼辦。實在卻是沒有成功。那篇文章題為「短夜時節」，收在昭和五年出版的文集《在市井間》之中，反復看了幾遍，覺得實在很好，等到要想動手翻譯，才又看出來這裡口氣達不出，那裡句子寫不好，結果是思量打算了半天，仍舊一個字都沒有寫下來。這不是說前回不曾交卷的辯解，其實乃是說明翻譯之不容易，假如這所要譯的是自己所佩服所喜歡的作者所寫的文章。或是原文未必佳妙，原作者未必高明，那麼馬虎的翻他一下也不見得真是怎麼難，不過這類東西又未必有人願意翻譯，我們即使有閑，就是茶也好喝，何苦來自尋煩惱，在白紙上去多寫上許多黑字呢。

　　翻譯白費心力固然是煩惱，而憑空又負上些責任，又是別一種煩惱，或者是日本所謂迷惑。我剛說翻譯藤村文章沒有責任，便是因為那時要出藤村特輯，紀念藤村的是非其責自在編輯者，應命為文的人別無干係，若是自己自動的翻譯介紹某一作品，那麼這責任就要自己去負，也實在是一件很有點兒麻煩的事情。譬如你翻譯古典作品，不免有批評家要責備說為什麼不介紹現代，如介紹了明治時代作品，又會得怪你不看重從軍文士。古人說，責備賢者，自然也是光榮，在旁觀的看來，總是有點不討好，殊有狼狽不堪之印象。不過這裡只是客觀的說，在自己卻自有主觀，翻譯的時候還是照自定的方針去做，因為自己相信所做的工作是翻譯而不是通譯，所以沒有那些責任。

　　有同鄉友人從東京來信，說往訪長穀川如是閑氏，他曾雲，要瞭解日本，不能只譯文學，要譯也須譯明治作家之作，因他們所表現的還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則只是個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歡在日本老輩中還有我們這一路的意見，是頗強人意的事，只要自信堅定，翻譯仍是可做的，比較成問題的還只是自己的能力。談到這裡，我對貴刊想說的話差不多就齊全了，文章雖不能寫，翻譯尚想努力，但是在原則上努力不成問題，何時能夠實現卻未可知，因為這有力的分量的關係。本來根本不是罷工，可是不免似乎有怠工的樣子，上邊這好些廢話就只是當作一篇辯解。

　　末了順便附說一點淺陋的意見。我覺得中日兩國民現今迫切的需要一個互相坦白的披露胸襟的機會，中國固然極須知道日本，而在日本至少同樣的也有知道中國人之必要。理想的辦法是各人先講各人自己的事情，無論怎麼說都好，只要誠實坦白，隨時互相討論商榷，不久自然可望意見疏通，感情也會和好。若是甲國專來研究介紹乙國，乙國對於甲國也同樣的做，那麼是結果大概過猶不及，如不是太偏於客氣，便將偏於太不客氣。在中國與日本，我恐怕這情形就是如此。將來最好變換一個做法，由兩國分別辦一個大雜誌社，中國方面由本國切實的學者文人主稿，撰述關於中國各問題的論文，譯成流暢的日本語，按期刊行，供日本國民的閱讀，同時日本也照樣的辦一漢文雜誌，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個好辦法。中國的雜誌以介紹中國為主，但亦可留下十分之三的地位登載關於日本的文章，以便與日本方面交換意見，日本則附載關於中國的論文。

　　這種有大使命的刊物其實倒很容易辦，既然深切的感到東洋民族的運命是整個的，非互相協和不能尋出生路，但能一切出以誠實坦白，消極的條件只須不失國際的禮儀，那麼沒有什麼話不可以談或是談不通的。即如雜誌的名號，中國所出的便可稱為「支那ト日本」，日本的稱為「日本與中國」，—中國人不必厭惡支那之別號，日本也無須再對中國二字表示爭執了。寫一封信，乃竟拉扯到三千言，已經有點可笑，末後又說夢話，這夢太好了，霍地醒轉時將大失望，還不及做惡夢驚醒覺得快活，不過夢由心造，這裡的意思總是誠實的，無妨說說，既然寫下之後也就不再塗去。

　　以前我曾寫過一篇《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文章當然是不足道，但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若是中國要發刊夢想的雜誌，我願意貢獻出去，還可以繼續效力，關於日本的則只有那篇《日本之再認識》，事實上是一紙關店的聲明，由此可知鄙人所言全無虛飾，亦當為朋友們所共諒者也。草草不盡，即頌撰安。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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