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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翻譯


  有好些事情,經過了多少年的努力以後,並未能做出什麼成績,可是有了這許多經驗,能夠知道其中的甘苦黑白,這也是可珍重的一件事。即如翻譯就是一例。我從清光緒甲辰即一九零四年起,在南京的學堂裡就開始弄筆,至今已有四十個年頭了,零整譯品無甚足道,但是憑了這些經驗,即使是失敗的經驗,也就有了經驗之談,現今大可拿來談談了。

  第一可談的是翻譯的文字。這裡可以分作兩面,一是所譯的本國文,二是原來的外國文。本國譯文自然只是一種漢文,可是他又可以有文言與白話之分。據我看來,翻譯當然應該用白話文,但是用文言卻更容易討好。自從嚴幾道發表宣言以來,信達雅三者為譯書不刊的典則,至今懸之國門無人能損益一字,其權威是已經確定的了,但仔細加以分析,達雅重在本國文方面,信則是與外國文有密切關係的。必須先將原來的文字與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適合的本國話來傳達出來,正當的翻譯的分數似應這樣的打法,即是信五分,達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為書而翻譯,則信達最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話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傳達本來的意味,只是似乎總缺少點雅,雖然據我說來白話文也自有其雅,不過與世俗一般所說不大同,所以平常不把他當作雅看,而反以為是俗。

  若是要想為自己而翻譯的話,那麼雅便是特別要緊,而且這還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達到目的,不,極容易的可以達到目的。上邊的話並非信口開河,乃是我自己從經驗上得來的結果。簡單的辦法是先將原文看過一遍,記清內中的意思,隨將原本擱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當的漢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寫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無妨變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隨意安置,總之只要湊得像妥帖的漢文,便都無妨礙,唯一的條件是一整句還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減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這種譯文不能純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駢散夾雜的文體,伸縮比較自由,不至於為格調所拘牽,非增減字句不能成章,而且這種文體看去也有色澤,因近雅而似達,所以易於討好。這類譯法似乎頗難而實在並不甚難,以我自己的經驗說,要比用白話文還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過去,不十分費力而文章可以寫得像樣,原意也並不怎麼失掉,自己覺得滿足,讀者見了也不會不加以賞識的。這可以說是翻譯的成功捷徑,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與事倍功半的白話文翻譯不可同年而語。

  我們於一九零九年譯出《域外小說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後又譯了《炭畫》與《黃薔薇》,都在辛亥以前,至民國六年為《新青年》譯小說,始改用白話文。文言譯書不很費力而容易討好,所以于譯者有利,稱曰為自己而翻譯,即為此故,不過若是因為譯者喜歡這本原書,心想介紹給大家去看,那麼這是為譯書而翻譯了,雖然用文言譯最有利益,而于讀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話文譯去,亦正是不得已也。至於說到外國文這一邊,那就沒有幾句話即可說了。我想在原則上最好是直接譯,即是根據原書原文譯出,除特別的例外在外,不從第二國語重譯為是。

  可是這裡有幾個難問題。一,從第二國語重譯常較直接譯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難解的熟語與句法,在第二國語譯本多已說清,而第二國語固有的這些難句又因系譯文之故多不濫用,故易於瞭解。要解除這個困難,應于原文原書之外,多備別國語的譯本以備參考比較。二,外國語的智識不深,那時不識艱難,覺得翻譯不很難,往往可以多有成績,雖然錯誤自然也所不免,及至對於這一國語瞭解更進,卻又感到棘手,就是這一句話,從前那麼譯了也已滿意了,現在看出這裡語氣有點出入,字義有點異同,躊躇再四,沒有好辦法,結果只好擱筆。這樣的例很是普通,有精通外國語的前輩謙虛的說沒法子翻譯,一生沒有介紹過他所崇拜的文人的一篇著作。這裡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只是迂闊的一句話,希望譯者努力勉為其難而已。

  其次且一談翻譯的性質,或者可以稱作態度。這裡大概可分三種,一是職務的,二是事業的,三是趣味的。職務的翻譯是完全被動的,因職務的關係受命令而翻譯,這種人在日本稱為通譯,中國舊稱通事,不過從前只重在傳話,現在則改為動筆而已。跟了教士傳道,則說天堂,在洋行裡談生意經,如辦外交又須講天下大事,此種工作要有極大語學能力,卻可以不負責任。用在譯書上也正是如此,時代有時很需要他,而人才難得,有些能力的人或者不大願意做通事的生意,因此這類工作難得很好的成績,至於讀者方面之不看重還是在其次了。事業的翻譯是以譯書為其畢生的事業,大概定有一種範圍,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學術,或是某一國某一時代的文藝,在這一定的範圍內廣泛的從事譯述紹介。中國自晉至唐的譯經事業是一個好例,最值得稱讚,近時日本翻譯外國文學,有專譯特別一國的,如古希臘羅馬,中國,俄國,義大利,以及西歐各國,都有若干專家,孜孜矻矻的在做著這種工作,也是很足供我們取法的。這是翻譯事業的正宗,其事業之發達與否與一國文化之盛衰大有關係。

  可惜這在我國一直就不很發達。至於趣味的翻譯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從事功上著想,可是其價值與意義亦仍甚重大,因為此種自動的含有創作性的譯文多具有生命,至少也總是譯者竭盡了心力,不是模糊敷衍之作,那是無疑的。所謂趣味的,或者這裡也略須解說。這並不說是什麼有趣味的書,實在只是說譯者的工作純粹從他的趣味上出發,即是對於所譯的書譯者衷心的愛好,深切瞭解作者的思想,單是自己讀了覺得可惜,必須把它寫出來多給人看才為滿意,此是一種愛情的工作,與被動的出於職務關係者正是相反也。不過這樣的翻譯極不容易,蓋因為知之深,愛之極,故著筆也就很難,不必等批評家來吹毛求疵,什麼地方有點不妥當自己早已知道,往往寫不到一半,就以此停滯,無法打通這難關,因而只好中止者,事常有之。

  要想翻譯文學發達,專來期待此項作品,事實上本不可能,但是學術文藝的譯書中去找出有生命的,大抵以此項為多,此亦是自然的事。譯者不以譯書為事業,但只偶爾執筆,事實是翻譯而當作自己的創作做去,創作的條件也是誠與達,結果仍是合格的譯書,此蓋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正是妙事,但亦不易得,殆是可遇而不可求者也。上邊所說三種或者都有必要,事業的翻譯前已說過是為正宗,但是這須政治與文化悉上軌道,有國家的力量為其後盾,才能發展成功,趣味的翻譯雖是一星半點,不能作有系統的介紹,在兵荒馬亂的時代或者倒是唯一的辦法,于學藝前途不無小補。

  職務的翻譯也是好的,不過這是屬￿機關或公司的事情,有些在政策或什麼上要趕緊譯出的東西便應交給辦理,與普通的翻譯家無干。個人盡他的良心與能力,翻譯自己所想譯的書,那就好了,社會與國家可以不要他的翻譯,以至於不准,即是禁止出版,可是不能強迫他必須翻譯某一種某一冊書,因為翻譯並不是通譯。世間熱心的人們看見一篇譯文,常說這也不錯,但為什麼不譯某一方面的作品呢,可惜見識尚缺,或是認識不足。譯者對於各種批評固然願意聽受,但是也希望批評者要承認他不是雇定的通事,他沒有一定要那麼做的義務。這道理本來很簡單,卻常有人不免誤會,順便於此說明幾句。

  此外還有些瑣屑的翻譯經驗,本想寫進去,因為這是自己的事,寫得不好便容易俗,而且反正也沒有多大的意思,今且從略,或者將來看機會再寫吧。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初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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