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小說教育_周作人

論小說教育

　　吳漁川口述的《庚子西狩叢談》五卷，以前曾經閱過，近日得上海新翻印本，寒夜聽窗外風聲，重讀一遍，多所感觸。關於庚子資料，龍顧山人《庚子詩鑒》所集已多，唯吳君所述者系其親歷，自別有親切有味之處，但是不佞特別有感者，卻在於筆述者甓園居士之論斷。居士總論拳亂之根本癥結，不外二端，一則民智之過陋，一則生計之窳薄，易言之即是愚與貧耳。其論民智之過陋云：

　　「北方人民簡單朴質，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說與戲劇之兩種觀感，戲劇仍本於小說，即謂之小說教育可也。小說中之有勢力者無過於兩大派，一為《封神》《西遊》，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為《水滸》《俠義》，狀英雄草澤之強梁，由此兩派思想渾合製造，乃適為構成義和拳之原質。故各種教術之統系於北方為獨盛，自義和團而上溯之，若白蓮天方八卦等教，皆不出於直魯晉豫各境。據前清嘉慶年間那彥成疏中所述教匪源流，蓋亡慮數十百種，深根固蒂，滋蔓已遍于大河南北，名目雖異，實皆與拳教同一印版，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雖以前清之歷次鏟刈，而根本固不能拔也。」後面論拔本塞源之計，以為應從改革民眾社會著手，也分為二端，一則注重於普通教育，一則注重于普通生業。其論普通教育云：

　　「改良小說，改良戲劇，組織鄉約裡社，實行宣講，以種種方法，使下級社會與中上級逐漸接近，以相當之知識，遞相輸灌，使多數民眾略明世界大勢與人類生存之正理，勿侈言學校普及，炫難得之遠功，而忽可能之近效，則事半而功自倍。」論生計這一方面本來也頗有精義，現在只抄取關於民智這一部分，其脈案其方劑都很得要領，殊不易得。特別是注重社會教育，欲使下級社會與中上級逐漸接近，又使多數民眾略明世界大勢與人類生存之正理，這兩點很是切要，自有特殊的見識，非一般知識階級所及。劉君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民國十六年，現在又已過了十六年的光陰，重複聽到，還覺得極有意義，但中國國內情形之無甚進步，也即此可見了。

　　下級社會與中上級游離，固然是不好的事，但是中國的現象，又顯得中上級社會的見識漸與下級接近，其重大性也極值得考慮。大家知道，庚子事變的遠因在於中國民智之過陋與生計之窳薄，其近因在於外國教士之跋扈，政府諸要人之荒謬，這末一件事易言之即是官與拳匪同是一般見識。剛毅奏稱董福祥是臣的王天霸，此軼事已膾炙人口，證明他的知識不出戲劇小說，此外袒拳諸臣工既已明見處分，其荒謬是無可疑的了。但是舉朝袞袞諸公，倖免於拳案的懲戒者，不知其中究有若干人，不信奉關聖帝君與文昌帝君的？關聖原來也是拳匪所奉，即信仰文昌帝君，此又與鴻鈞老祖有何區別？小說教育，可以說是中國的國民教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此為本，這裡已經分不出什麼上下或天澤之辨了。翁方綱在《陶廬雜錄》序中云：

　　「梧門蒙古世家，原名運昌，以與關帝號音相近，詔改法式善。」關帝號者何？雲長也。這與運昌二音平仄陰陽均不一致，卻奉詔避諱更名。詔者何？乾隆皇帝之命令也。據說戲子唱三國的戲，扮關羽的報名必曰，吾乃關公是也。這樣便兩極端碰在一起，變成了一個圈子了。中國人心中有兩個聖賢英雄，曰關羽嶽飛，有兩個奸臣惡人，日曹操秦檜。這是從那裡來的？大家知道這出於兩部書，一曰「三國演義」，一曰「說岳全傳」，其支流則有說書與演戲，使之漸益普及與深入。士大夫如讀宋朝史書以至野史雜記，有感于靖康之際，慷慨奮發，痛三字獄之冤，大罵秦檜，此猶是人情之常，若閱陳壽《三國志》關羽傳，乃極致傾倒，則為無理矣。今既輕信小說，關嶽並尊，又接受萬歷時之亂命，稱關羽為伏魔大帝，種種神怪之說益多，悉見於文人之記載，由上及下，變本加厲，士子供關帝像誦《明聖經》，而老百姓乃練拳舞刀，關聖附身矣。故小說教育殆已遍及於中國上下，而士大夫實為之首，雖時至今日，政體變革，新式教育已實行四十年之久，此種情形大旨仍無異於昔日也。

　　本來小說非不可讀，且並非不可用之於教育，只要用得其道，簡單的說就是當作小說去看。藝術據說原從宗教出來，宗教極是嚴肅的東西，但是一步退後，不加入巡行禮贊的行列裡，保持著一點距離，立著觀看，即是由宗教的體驗出而入於藝術的賞玩了。俗語雲，只看見和尚吃饅頭，弗看見和尚受戒。受戒與吃饅頭，在和尚雖是苦樂不同，有義務與權利之別，但都是正經事，唯在家人旁立負手而觀之，或有興趣與才能，作為略畫，則漸移而為藝術，蓋其苦樂之情固尚存在，而中有距離，非如身受者之切迫而無回旋之餘地也。《三國》《說嶽》本是演義，《封神》《水滸》更是假作故事，都很明瞭，不必多說，即是古代神話，如希伯來希臘所有者，最初實是教典史書，人民所共信守，但是時代轉移，也就被視為文藝作品，其影響及于後世文學美術者極大，如宙斯大神今固已非複君臨阿林坡斯山上之帝君，然其威嚴的像與故事則仍儼然存在也。

　　中國的讀書人不知怎的把許多事都弄顛倒了，史書只當作寫史論的題目資料，拿來一段千數年前的往事，也不細問前因後果，但依據正名之說，加以褒貶，如念符咒，以為有益於人心世道，而演義說部則視若正史，大是奇事。一般士人能作詩文，談性理，似非民眾所能企及，但除此而外，其思想感情殆無甚大差異。史傳中朱溫之惡甚于曹操，張弘范吳三桂輩之惡甚于秦檜，老百姓不讀史，只聽演義，故不知曹秦之外尚有朱張吳等，士人讀史而亦只信演義，故知有朱張吳而亦仍只恨曹秦，其見識結果與老百姓一樣，但白多讀了許多書而已。

　　照這樣情形看來，最先應做的乃是把中上級的知識提高，隨後再使下級社會與中上級接近，減去小說教育之勢力，民智庶幾可以上進。至其方法，不過在於使士大夫知道正當讀書之法，即是史當作史讀，小說當作小說看而已，別無其他巧妙，所難者只是千年舊習不易猝改，又學徒眾多，缺少良塾師忍坐冷板凳而為之指教耳。

　　總而言之，中國現今本來還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還是舊秩序，那是當然的事。要打破這個渾沌情形，靠外來思想的新勢力是不行的，一則傳統與現狀各異，不能適合，二則喧賓奪主，反動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還是自發的修正與整理。我想思想革命有這兩要點，至少要能做到，一是倫理之自然化，一是道誼之事功化。中國儒家重倫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過，以至小羊老鴉皆明禮教，其意雖佳，事乃近誣，可謂自然之倫理化，今宜通物理，順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類生存之道，自更堅定足據，平實可行。次則儒者常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語固亦甚佳，但個人可以用作修身之準則，若對於家國人民，必須將道誼見諸事功，始能及物，乃為不負，否則空言無補，等於清談也。

　　上述兩點原來也頗平凡，看去別無什麼了不得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極是切要，可是也非常難辦，比兩極端的主張為尤甚，蓋中庸的做法在舊的嫌過激，新的又嫌保守，大抵兩不討好也。此事還是著重在知識階級，須是中學教得好，普通學科皆能活用，常識即已完具，再予以讀書之指導，對於古今傳承的話知所取捨，便可算成功了。中堅層既已造成，再加推廣當不甚難，甓園居士的理想乃可實現，否則騎瞎馬者還是盲人，與庚子前後情形無大差異，民智與民生之改進仍無希望。

　　我時時想起明季的李卓吾，他的行為不免稍有怪僻處，但其見識思想多極明白通達，甚不易得，而一直為世人所惡，視若二毛子，無非因有帶有思想革命之傾向耳，由是可知此種運動以至提倡實大不易，我輩現今得以略略談談者，實在乃民國之賜，正不可不知感激者也。

　　民國癸未十二月大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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