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六六北大感舊錄十二

一六六北大感舊錄十二

　　上面所說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但是這裡想推廣一點開去，稍為談談職員方面，這裡第一個人自然便是蔡校長了，第二個是蔣夢麟，就是上文一六四節玄同的信裡所說的「茭白先生」，關於他也有些可以談的，但其人尚健在，這照例是感舊錄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孑民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鶴卿，在清末因為講革命，改號孑民，後來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紹興城內筆飛衡的人，從小時候就聽人說他是一個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個翰林，可是同時又是亂黨。家裡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當然看了也是不懂，但總之是不守八股的規矩，後來聽說他的講經是遵守所謂公羊家法的，這是他的古怪行徑的起頭。他的主張說是共產公妻，這話確是駭人聽聞，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因為他的為人也正是與錢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謹不過的人，他發起進德會，主張不嫖，不賭，不娶妾，進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煙，不飲酒，最高等則不作議員，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風氣。

　　他是從佛老出來經過科學影響的無政府共產，又因讀了俞理初的書，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守節，那麼這種謠言之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可是事實呢，他到老不殖財，沒有豔聞，可謂知識階級裡少有人物，我們引用老輩批評他的話，做一個例子。這是我的受業師，在三味書屋教我讀《中庸》的壽洙鄰先生，他以九十歲的高齡，於去年逝世了，壽師母分給我幾本他的遺書，其中有一冊是《蔡孑民言行錄》下，書面上有壽先生的題字云：

　　「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云：

　　「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這些讚語或者不免有過高之處，但是他引莊子的話說是純純常常，這是很的確的，蔡孑民庸言庸行的主張最好發表在留法華工學校的講義四十篇裡，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罷了。他在這裡偶然說及古今中外，這也是很得要領的話。三四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講蔡孑民的短文，裡邊說道：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實際擔任校長沒有幾年，做校長的時期也不曾有什麼行動，但他的影響卻是很大的。他的主張是『古今中外』一句話，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時宜的。因為那時候是民國五六年，袁世凱剛死不久，洪憲帝制雖已取消，北洋政府裡還充滿著烏煙瘴氣。那時是黎元洪當總統，段祺瑞做內閣總理，雖有好的教育方針，也無法設施。北京大學其時國文科只有經史子集，外國文只有英文，教員只有舊的幾個人，這就是所謂『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這兩部分去，便成功了。他於舊人舊科目之外，加了戲曲和小說，章太炎的弟子黃季剛，洪憲的劉申叔，尊王的辜鴻銘之外，加添了陳獨秀胡適之劉半農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讓它自由競爭，這似乎也不很妥當，但是在那個環境裡，非如此說法，『今』與『外』這兩種便無法存身，當作策略來說，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這到底是一種策略呢，還是由衷之言，也還是不知道，（大半是屬後者吧，）不過在事實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論事，這古今中外的主張在當時說是合時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學校裡邊先有人表示不滿，新的一邊還沒有表示排斥舊的意思，舊的方面卻首先表示出來了。最初是造謠言，因為北大最初開講元曲，便說在教室裡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其次是舊教員在教室中謾駡，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昌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孑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成為一個典故。報紙上也有反響，上海研究系的《時事新報》開始攻擊，北京安福系的《公言報》更加猛攻，由林琴南來出頭，寫公開信給蔡孑民，說學校裡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陳胡諸人。蔡答信說，《新青年》並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張也是私人的意見，只要在大學裡不來宣傳，也無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當時實力派徐樹錚的勢力來加迫壓之勢，在這時期五四風潮勃發，政府忙於應付大事，學校的新舊衝突總算幸而免了。」

　　我與蔡孑民平常不大通問，但是在一九三四年春間，卻接到他的一封信，打開看時乃是和我茶字韻的打油詩三首，其中一首特別有風趣，現在抄錄在這裡，題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壽韻」，詩云：

　　新年兒女便當家，不讓沙彌袈了裟。（原注，吾鄉小孩子留發一圈而剃其中邊者，謂之沙彌。《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條引經了筵陣了亡等語，謂此自一種文理。）

　　鬼臉遮顏徒嚇狗，龍燈畫足似添蛇。

　　六么輪擲思贏豆，數語蟬聯號績麻。（吾鄉小孩子選炒蠶豆六枚，於一面去殼少許謂之黃，其完好一面謂之黑，二人以上輪擲之，黃多者贏，亦仍以豆為籌馬。以成語首字與其他末字相同者聯句，如甲說「大學之道」，乙接說「道不遠人」，丙接說「人之初」等，謂之績麻。）

　　樂事追懷非苦語，容吾一樣吃甜茶。（吾鄉有「吃甜茶，講苦話」之語。）

　　署名則仍是蔡元培，並不用什麼別號。此於遊戲之中自有謹厚之氣，我前談《春在堂雜文》時也說及此點，都是一種特色。他此時已年近古希，而記敘新年兒戲情形，細加注解，猶有童心，我的年紀要差二十歲光景，卻還沒有記得那樣清楚，讀之但有悵惘，即在極小的地方前輩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還有一個人，這人便是陳仲甫，他是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也是在改革時期的重要腳色。但是仲甫的行為不大檢點，有時涉足于花柳場中，這在舊派的教員是常有的，人家認為當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報上時常揭發，載陳老二抓傷妓女等事，這在高調進德會的蔡孑民，實在是很傷腦筋的事。我們與仲甫的交涉，與其說是功課上倒還不如文字上為多，便是都與《新青年》有關係的，所以從前發表的一篇《實庵的尺牘》，共總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一〇年所寫的，末尾有一行道：

　　「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在那時候他還只看得《孔乙己》和《藥》這兩篇，就這樣說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錯的。九月來信又說：

　　「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

　　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二年的年底編成，第二年出版，這已經在他說話的三年之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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