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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北大感舊錄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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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公鐸 林公鐸名損,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氣的怪僻也與黃季剛差不多,但是一般對人還是和平,比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態度很是直率,有點近於不客氣,我記得有一件事,覺得實在有點可以佩服。有一年我到學校去上第一時的課,這是八點至九點,普通總是空著,不大有人願意這麼早去上課的,所以功課頂容易安排,在這時候常與林公鐸碰在一起。我們有些人不去像候車似的擠坐在教員休息室裡,卻到國文系主任的辦公室去坐,我遇見他就在那裡,這天因為到得略早,距上課還有些時間,便坐了等著,這時一位名叫甘大文的畢業生走來找主任說話,可是主任還沒有到來,甘君等久了覺得無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訕說話,桌上適值擺著一本北大三十幾周年紀念冊,就拿起來說道: 「林先生看過這冊子麼?裡邊的文章怎麼樣?」林先生微微搖頭道: 「不通,不通。」這本來已經夠了,可是甘君還不肯干休,翻開冊內自己的一篇文章,指著說道: 「林先生看我這篇怎樣?」林先生從容的笑道: 「亦不通,亦不通。」當時的確是說「亦」字,不是說「也」的,這事還清楚的記得。甘君本來在中國大學讀書,因聽了胡博士的講演,轉到北大哲學系來,成為胡適之的嫡系弟子,能作萬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孫伏園的《晨報副刊》上登載《陶淵明與托爾斯泰》一文,接連登了有兩三個月之久,讀者看了都又頭痛又佩服。甘君的應酬交際工夫十二分的綿密,許多教授都為之惶恐退避,可是他一遇著了林公鐸,也就一敗塗地了。 說起甘君的交際工夫,似乎這裡也值得一說。他的做法第一是請客,第二是送禮。請客倒還容易對付,只要辭謝不去好了,但是送禮卻更麻煩了,他是要送到家裡來的,主人一定不收,自然也可以拒絕,可是客人丟下就跑,不等主人的回話,那就不好辦了。那時雇用汽車很是便宜,他在過節的前幾天便雇一輛汽車,專供送禮之用,走到一家人家,急忙將貨物放在門房,隨即上車飛奔而去。有一回竟因此而大為人家的包車夫所窘,據說這是在沈兼士的家裡,值甘君去送節禮,兼做聽差的包車夫接收了,不料大大的觸怒主人,怪他接受了不被歡迎的人的東西,因此幾乎打破了他拉車的飯碗。 所以他的交際工夫越好,越被許多人所厭惡,自教授以至工友,沒有人敢於請教他,教不到一點鐘的功課。也有人同情他的,如北大的單不庵,忠告他千萬不要再請客再送禮了,只要他安靜過一個時期,說是半年吧,那時人家就會自動的來請他,不但空口說,並且實際的幫助他,在自己的薪水提出一部分錢來津貼他的生活,邀他在圖書館裡給他做事。但是這有什麼用呢,一個人的脾氣是很不容易改變的。論甘君的學力,在大學裡教教國文,總是可以的,但他過於自信,其態度也頗不客氣,所以終於失敗。錢玄同在師範大學擔任國文系主任,曾經叫他到那裡教「大一國文」(即大學一年級的必修國文),他的選本第一篇是韓愈的《進學解》,第二篇以下至於第末篇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學期末了學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換了。甘君的故事實在說來話長,只是這裡未免有點喧賓奪主,所以這裡只好姑且從略了。 林公鐸愛喝酒,平常遇見總是臉紅紅的,有一個時候不是因為黃酒價貴,便是學校欠薪,他便喝那廉價的劣質的酒。黃季剛得知了大不以為然,曾當面對林公鐸說道,「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這一次算是他對於友人的道地的忠告。後來聽說林公鐸在南京車站上暈倒,這實在是與他的喝酒有關的。他講學問寫文章因此都不免有愛使氣的地方。一天我在國文系辦公室遇見他,問在北大外還有兼課麼?答說在中國大學有兩小時。是什麼功課呢?說是唐詩。 我又好奇的追問道,林先生講哪些人的詩呢?他的答覆很出意外,他說是講陶淵明。大家知道陶淵明與唐朝之間還整個的隔著一個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樣的講的。這個緣因是,北大有陶淵明詩這一種功課,是沈尹默擔任的,林公鐸大概很不滿意,所以在別處也講這個,至於文不對題,也就不管了。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舊派之一人,在民國二十年頃北大改組時標榜革新,他和許之衡一起被學校所辭退了。北大舊例,教授試教一年,第二學年改送正式聘書,只簡單的說聘為教授,並無年限及薪水數目,因為這聘任是無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別事故有一方預先聲明解約,這便永久有效。 十八年以後始改為每年送聘書,在學校方面生怕照從前的辦法,有不講理的人拿著無限期的聘書,要解約時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書的方法。其實這也不儘然,這原是在人不在辦法,和平的人就是拿著無限期聘書,也會不則一聲的走了,激烈的雖是期限已滿也還要爭執,不肯罷休的。許之衡便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鐸則屬後者,他大寫其抗議的文章,在《世界日報》上發表的致胡博士(其時任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遺我一矢」之語,但是胡適之並不回答,所以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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