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五三堅冰至

一五三堅冰至

　　《周易》上說，「履霜，堅冰至」，言事變之來，其所從來者積漸久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從新華門「碰傷」事件發生以來，不到四年工夫，就有鐵獅子胡同的三一八慘案，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到了第二年更是熱鬧了，在北京有張作霖的捕殺大學教授，上海有孫傳芳的討赤，不久各地有蔣介石的清黨，殺人如麻，不可勝計。我因為困居北京，對於別處的事多是間接傳聞，不很明瞭，現在只記載在北京所見聞的一點，主要的事是關於李守常先生的。

　　說到李守常，照普通說法應稱李大釗先烈，但是因為稱呼熟了，這樣說還比較方便，稱作烈士仿佛有點生疏。我認識守常，是在北京大學，算來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後。其時北大紅樓初蓋好，圖書館是在地窖內，但圖書館主任室設在第一層，東頭靠南，我們去看他便在這間房裡。那時我們在紅樓上課，下課後有暇即去訪他，為什麼呢？《新青年》同人相當不少，除二三人時常見面之外，別的都不容易找，校長蔡孑民很忙，文科學長陳獨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煩他們，而且校長學長室都在第二院，要隔一條街，也不便特別跑去。

　　在第一院即紅樓的，只有圖書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辦公時間必定在那裡，所以找他最是適宜，還有一層，他頂沒有架子，覺得很可親近，所談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閒話。記得有一回去訪問的時候，不久吳弱男女士也進來了，吳女士談起章行嚴家裡的事情來，她說道：「周先生也不是外人，說也沒有妨礙」，便說章家老輩很希望兒子出去做官，但是她總是反對，勸他不要加入政界。從這件事情看來，可以知道那些談話之如何自由隨便吧。平常《新青年》的編輯，向由陳獨秀一人主持，（有一年曾經分六個人，各人分編一期，）不開什麼編輯會議，只有一九一八年底，定議發刊《每週評論》的時候，在學長室開會，那時我也參加，一個人除分任寫文章，每月捐助刊資數元，印了出來便等於白送給人的。在五四之後陳獨秀因為在市場發傳單，為警廳所捕，《每週評論》由胡適之與守常兩人來維持，可是意見不合，發生「問題與主義」之爭，就是警廳不來禁止，也有點維持不下去了。《每週評論》出了三十六期，我參與會議就只此一次，可是這情景我至今沒有忘記。

　　我最初認識守常的時候，他正參加「少年中國」學會，還沒有加入共產黨。有一回是他給少年中國學會介紹，叫我去講演過一次，因為「少年中國」裡許多人，我沒有一個相識。說也奇怪，「少年中國」集合兩極端的人物，有極左的便是共產主義者，也有極右的，記得後來分裂，組織國家主義團體的，即是這些人物。到了他加入共產黨，中國局勢也漸形緊張，我便很漸少與他閒談的機會，圖書館主任室裡不大能夠找到他了。

　　那時的孔德學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人所創辦，教法比較新穎，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這裡讀書，守常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也都在內。那時我擔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國文，守常的兒子就在我這班裡，最初有時候還問他父親安好，後來末了這幾個月，連他兒子也多告假不來，其時已經很近危險了。但是一般還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課，有一個學生走來找我，說他已進了共產黨，請我給他向李先生找點事辦，想起來這個學生也實在太疏忽，到教員休息室來說這樣的話，但是也想見到李葆華，叫他把這件事告訴他父親知道，可是大約有一個月，卻終於沒有這機會。

　　那一天我還記得很清楚，是清明節的這天，那時稱作植樹節，學校都放假一日。是日我們幾個人約齊了，同往海甸去找尹默的老兄士遠，同時下一輩的在孔德的學生也往那裡找他們的舊同學。這天守常的兒子也湊巧一同去，並且在海甸的沈家住下了，我們回到城裡，看報大吃一驚，原來張作霖大元帥就在當日前夜下手，襲擊蘇聯大使館，將國共合作的人們一網打盡了。尹默趕緊打電話給他老兄，叫隱匿守常的兒子，暫勿進城，亦不可外出，這樣的過了有兩個星期。但是海甸的偵緝隊就在士遠家近旁，深感不便，尹默又對我說，叫去燕京大學上課的時候，順便帶他進城，住在我那裡，還比較隱僻。

　　我於次日便照辦，讓他住在從前愛羅先珂住過些時的三間小屋裡——這以後也有些人來住過，如女師大的鄭德音，北大女生劉尊一等。可是到了次日我們看報，這天是四月二十九日，又是吃了一驚。守常已於前一日執行了死刑，報上大書特書，而且他和路友于張挹蘭幾個人照相，就登載在報上第一面。如何告訴他兒子知道呢，過一會兒他總是要過來看報的，這又使得我沒有辦法，便叫電話去請教尹默。他回答說就來，因為我們朋友裡還是他會得想辦法。尹默來了之後，大家商量一番，讓他說話，先來安慰幾句，如說令尊為主義而犧牲，本是預先有覺悟的。及至說了，乃等於沒有說，因為他的鎮定有覺悟遠在說話人之上，聽了之後又仔細看報，默然退去。守常的兒子以後住在我家有一個多月，後由尹默為經營，化名為楊震，送往日本留學，及濟南事件發生，與孔德去的同學這才都退學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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