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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 東方文學系


  我到北京大學裡來,到底也不知道是幹什麼來的?最初是講歐洲文學史,不過這件事並不是我所能擔任的,所以不久隨即放下了。一九二二年至燕京大學擔任現代文學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應沈尹默君去教孔德學校中學十年級的國文,即是初來北京時所堅決不肯擔任的國文功課,想起來覺得十分可笑的。隨後還在北大染指于國文系的功課,講明清散文稱曰「近代散文」,至一九三六年則添一門曰「六朝散文」,在大學課程綱要說明道:

  「伍紹棠跋《南北朝文鈔》雲,南北朝人所著書,多以駢儷行之,亦均質雅可誦,如范蔚宗沈約之史論,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斯皆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本課即本斯意,擇取六朝一二小書,略為誦習,不必持與唐宋古文較短長,但使讀者知此類散文亦自有其佳處耳。」後有案語云:

  「案成忍齋示子弟帖雲,近世論古文者以為壞於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為唐人之所必不能為,而唐人文則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為者矣。」第二年又增加了「佛經文學」,說明道:

  「六朝時佛經翻譯極盛,文亦多佳勝,漢末譯文模仿諸子,別無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質勝於文。唯六朝所譯能運用當時文調,加以變化,于普通駢散文外,造出一種新體制,其影響于後來文章者亦非淺鮮。今擬選取數種,稍稍講讀,注意於譯經之文學的價值,亦並可作古代翻譯文學看也。」這時候幾乎完全是轉了業,可是蘆溝橋的炮聲起來,我的這一門外道的功課也終於開不成了。

  但是在那個中間,有一個時期卻很致力於東方文學系的開設,這時間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大約有十年的光景。中國過去在高等學校裡都是英語當王,有的還用英語授課,北京大學才破天荒的加以改革,一切講義都改用中文,至於外國語也不偏重英文,設立法德俄文諸系,我們也就想建立起日本文學系起來。可是這事不大容易,俄文系也是若有若無,時有時無的不穩定,何況日本文呢?經過好些商議和等待之後,在顧孟余任教務長的時代,乃叫我做籌備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東方文學系,從預科辦起。

  那時我們預備在這系裡教書的共有三人,即是張鳳舉,徐耀辰和我,其實我們三個人都不是研究日本文學的,張徐二君乃是學英文學的,是廚川白村的學生,我則原來是個打雜的,在人手缺少的時候劈柴挑擔都可以來一手,至於專門技工實在沒得。不過事情既然答應下來,也就只好由我們來分擔了,兩年的預科還只是語學的功課,這還可來得,等得到了兩年完了,已是一九二七年了,這時張大元帥登了台,北大改為京師大學,舊日學制一律取消,就免除了我們不得不負荷的重擔了。

  日文預科的幾個畢業生也就星散,消納在文法科各系,我只記得一個進了歷史系,一個進了經濟系了。但是京師大學的壽命並不久長,它只拖了一年,隨即同大元帥同時坍了台了。我們當時便想捲土重來,國民黨政府卻用了封建思想的頭腦把北京改名北平,北京大學也改作北平大學,北大的學生不答應,學校一時開不成,因此擔誤了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秋天這才恢復了日文預科。這時張鳳舉到歐洲留學去了,教員只剩了徐耀辰和我兩人,預科學生共有三個,便這樣的開了班,但是到了本科的時候,教員就不夠分配了,於是去拉人來幫忙,請錢稻孫擔任《萬葉集》的和歌,傅仲濤擔任近松的淨琉璃戲曲,徐耀辰擔任現代文學,我則搞些江戶時代的小說,雜湊成一年的課程,四年間敷衍過去,本科就算完畢了。

  這第一班於一九三五年畢業,第二班畢業於一九三六年,共計二人,第三班畢業於一九三七年,也是二人,一總三班七個人,計共花費了十足的八年,做了這一件略成片段的事情,但是仔細回想,覺得也是沒有什麼意義。俗語有雲,黃胖舂年糕,吃力弗討好,正是極好的評語。鄉間有一種病,稱作「黃胖」,極似時行的所謂浮腫病,其人胖而黃,看來好像是很茁壯的人,就只是沒有力氣,而舂年糕又是格外要用力的工作,因為這裡邊多半是糯米粉,乃是很粘的,這裡人與工作兩相配合,真是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滑稽實在是十分可以佩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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