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三八愛羅先珂上

一三八愛羅先珂上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裡北京大學開了一門特殊的功課，請了一個特殊的講師來教，可是開了不到一年，這位講師卻是忽然而來，又是忽然而去，像彗星似的一現不復見了。這便是所謂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而他所擔任的這門功課，乃是世界語。原來北大早就有世界語了，教師是孫國璋，不過向來沒人注意，只是隨意科的第三外國語罷了。愛羅先珂一來，這情形就大不相同，因為第一是俄國人，又是盲而且是詩人，他所作的童話與戲曲《桃色的雲》，又經魯迅翻譯了，在報上發表，已經有許多人知道，恰巧那時因為他是俄國人的緣故，日本政府懷疑他是蘇聯的間諜，同時卻又疑心他是無政府主義大杉榮的一派，便把他驅逐出國了。

　　愛羅先珂從大連來到上海，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初，有人介紹給蔡校長，請設法安頓他，於是便請他來北大來教世界語。但是他一個外國人又是瞎了眼睛，單身來到北京，將怎麼辦呢？蔡孑民於是想起了托我們的家裡照顧，因為他除了懂得英文和世界語之外，還在東京學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語，這在我們家裡是可以通用的，我與魯迅雖然不是常川在家，但內人和他的妹子卻總是在的，因為那時妻妹正是我的弟婦。是年二月的日記裡說：

　　「廿四日雪，上午晴，北大告假。鄭振鐸耿濟之二君引愛羅先珂君來，暫住東屋。」這所謂東屋，是指後院九間一排的東頭這三間，向來空著，自從借給愛羅君住後，便時常有人來居住，特別是在恐怖時代，如大元帥時的守常的世兄，清党時的劉女士等人。第二天我帶了他去見北大校長，到了三月四日收到學校的聘書，月薪二百元，這足夠他生活的需要了。以後各處的講演，照例是用世界語，於是輪到我去跟著做翻譯兼嚮導，僥倖是西山那幾個月的學習，所以還勉強辦得來。但是想像豐富，感情熱烈，不愧為詩人兼革命家兩重性格，講演大抵安排得很好，翻譯卻也就不容易，總須預先錄稿譯文，方才可以，預備時間比口說要多過幾倍，其中最費氣力的是介紹俄國文學的演說，和一篇《春天與其力量》，那簡直是散文詩的樣子。

　　最初到北大講演的時候，好奇的觀眾很多，講堂有廟會裡的那樣擁擠，只有從前胡適博士和魯迅，隨後還有冰心女士登臺那個時候，才有那個樣子，可是西洋鏡看過也就算了，到得正式上課那便沒有什麼翻譯，大約由講師由英語說明，就沒有我的分，所以情形也不大明白。世界語這東西是一種理想的產物，事實上是不十分適用的，人們大抵有種浪漫的思想，夢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說消極的反對民族的隔離，所以有那樣的要求，但是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聯合，即如「希望者」的世界語實在也只是歐印語的綜合，取英語的文法之簡易，而去其發音之龐雜，又多用拉丁語根，在歐人學起來固屬便利，若在不曾學過歐語的人還是一種陌生的外國語，其難學原是一樣的。

　　不過寫了「且夫」二字，大有做起講之意，意思自可佩服，且在交通商業上利用起來，也有不少的好處。但在當時提倡世界語的人們大抵都抱有很大的期望，這也是時勢使然，北京有一群學生受了愛羅先珂的熱心鼓吹的影響，成立世界語學會，在西城兵馬司胡同租了會所，又在法政大學等處開設世界語班，結果是如曇花一現，等愛羅先珂離京以後，也都關了門了。他又性喜熱鬧，愛發議論，不過這在中國是不很適宜的，是年十二月北大慶祝多少年紀念，學生發起演戲，他去旁聽了，覺得不很滿意，回來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他們，說學生似乎模仿舊戲，有欠誠懇的地方，由魯迅譯出登在報上。不意這率直的忠告刺痛了他們，學生群起抗議，魏建功那時還未畢業，做了一篇《不能盲從》的文章最是極諷刺之能事，而且題目於「盲」字上特加引號，尤為惡劣。

　　魯迅見報乃奮起反擊，罵得他咕的一聲也不響，那篇文章集子裡沒有收，只在全集拾遺可以見到。事情是這樣下去了，但是第二年正月裡，他往上海旅行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北大學生攆走了。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國去了，什麼原因別人沒有知道，總之是他覺得中國與他無緣吧，那麼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被攆走了，也未始不可。幸而他眼睛看不見，也不認得漢字，若是知道的話，他該明白中國青年的舉動，比較他在離開日本時便衣偵探要挖開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真瞎，其侮辱不相上下，更將怎樣的憤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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