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一六蔡孑民二

一一六蔡孑民二

　　講到蔡孑民的事，非把林蔡鬥爭來敘說一番不可，而這事又是與復辟很有關係的。復辟這出把戲，前後不到兩個星期便收場了，但是它卻留下很大的影響，在以後的政治和文化的方面，都是關係極大。在政治上是段祺瑞以推倒復辟的功勞，再做內閣總理，造成皖系的局面，與直系爭權利演成直皖戰爭，接下去便是直奉戰爭，結果是張作霖進北京來做大元帥，直到北伐成功，北洋派整個坍台，這才告一結束。在段內閣當權時代，興起了那有名的五四運動，這本來是學生的愛國的一種政治表現，但因為影響于文化方面者極為深遠，所以或又稱以後的作新文化運動。

　　這名稱是頗為確實的，因為以後蓬蓬勃勃起來的文化上諸種運動，幾乎無一不是受了復辟事件的刺激而發生而興旺的。即如《新青年》吧，它本來就有，叫作「青年雜誌」，也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後來有胡適之自美國寄稿，說到改革文體，美其名曰「文學革命」，可是說也可笑，自己所寫的文章都還沒有用白話文。第三卷裡陳獨秀答胡適書中，儘管很強硬的說：

　　「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是說是這麼說，做卻還是做的古文，和反對者一般。（上邊的這一節話，是抄錄黎錦熙在《國語週刊》創刊號所說的。）我初來北京，魯迅曾以《新青年》數冊見示，並且述許季茀的話道，「這裡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大概許君是用了民報社時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這麼說的吧，但是我看了卻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我那時也是寫古文的，增訂本《域外小說集》所收梭羅古勃的寓言數篇，便都是復辟前後這一個時期所翻譯的。

　　經過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後的種種考慮，這才翻然改變過來，覺得中國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學革命」實在不夠，雖然表現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聯帶的應當做到的事，不過不是主要的目的罷了。所以我所寫的第一篇白話文乃是《古詩今譯》，內容是古希臘諦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在九月十八日譯成，十一月十四日又加添了一篇題記，送給《新青年》去，在第四卷中登出的。題記原文如下：

　　「一，諦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牧歌是希臘二千年前的古詩，今卻用口語來譯它，因為我覺得它好，又相信中國只有口語可以譯它。

　　什法師說，譯書如嚼飯哺人，原是不錯。真要譯得好，只有不譯。若譯它時，總有兩件缺點，但我說，這卻正是翻譯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為已經譯成中國語。如果還同原文一樣好，除非請諦阿克列多思學了中國文自己來做。二，不像漢文——有聲調好讀的文章——，因為原是外國著作。如果用漢文一般樣式，那就是我隨意亂改的胡塗文，算不了真翻譯。

　　二，口語作詩不能用五七言，也不必定要押韻，只要照呼吸的長短作句便好。現在所譯的歌就用此法，且試試看，這就是我所謂新體詩。

　　三，外國字有兩不譯，一人名地名，（原來著者姓名系用羅馬字拼，今改用譯音了，）二特別名詞，以及沒有確當譯語，或容易誤會的，都用原語，但以羅馬字作標準。

　　四，以上都是此刻的見解，倘若日後想出更好的方法，或有人別有高見的時候，便自然從更好的走。」

　　這篇譯詩與題記都經過魯迅的修改，題記中第一節的第二段由他添改了兩句，即是「如果」云云，口氣非常的強有力，其實我在那裡邊所說，和我早年的文章一樣，本來也頗少婉曲的風致，但是這樣一改便顯得更是突出了。其次是魯迅個人，從前那麼隱默，現在卻動手寫起小說來，他明說是由於「金心異」（錢玄同的諢名）的勸駕，這也是復辟以後的事情。錢君從八月起，開始到會館來訪問，大抵是午後四時來，吃過晚飯，談到十一二點鐘回師大寄宿舍去。

　　查舊日記八月中的九日，十七日，廿七日來了三回，九月以後每月只來過一回。魯迅文章中所記談話，便是問抄碑有什麼用，是什麼意思，以及末了說，「我想你可以做一點文章」，這大概是在頭兩回所說的。「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的希望」，這個結論承魯迅接受了，結果是那篇《狂人日記》，在《新青年》次年五月號發表，它的創作時期當在那年初春了。如眾所周知，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於文學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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