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九〇大逆事件

九〇大逆事件

　　上面這篇小文是庚戌（一九一〇）年十月所寫，這提醒我其時還住在本鄉的西片町，鈴本亭在這條街的盡頭，便是我們時常去聽落語的「寄席」（雜耍場）。在十一月中我們便又搬家了，這回卻搬出了本鄉區，到了留學生所極少去的麻布，那裡靠近芝區，只有在慶應義塾讀書的才感覺方便，其次則是立教大學了。但其時在慶應讀書的似乎不大有人，立教則以前只有過一個羅象陶，不過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不在那裡了，雖然似乎他還在留學，卻不知道在幹什麼。他是龔未生陶冶公的朋友，大概也是在搞革命，民國以後聽說他因此很失意，我曾給他遺劄題字，表示悼惜之意，這手劄是陶冶公所藏的。其文云：

　　「光緒末年余寓居東京本鄉，龔君未生時來過訪，輒談老和尚及羅黑子事。曼殊曾隨未生來，枯坐一刻而別，黑子時讀書築地立教大學，及戊申餘入學則黑子已轉學他校，終未相見。倏忽二十年，三君先後化去，今日披覽冶公所藏黑子手劄，不禁憮然有今昔之感。黑子努力革命，而終乃鳥盡弓藏以死，尤為可悲，宜冶公兼士念之不忘也。民國廿三年三月十日，識于北平。」

　　我們遷居的地方是麻布區森元町，靠近芝公園與赤羽橋，平常往熱鬧場所去是步行到芝園橋，坐往神田的電車，另外有直通赤羽橋的一路，但是路多迂回，要費加倍的時間，所以平常不很乘坐，只有夜裡散步看完了舊書店之後，坐上就一直可到家門近旁，雖是花費工夫，卻可省得走路，也是可取的事。因此之故，雖然住在偏僻的地方，上街並無不便之處，午後仍是往本鄉的大學前面，或晚飯後上神田神保町一帶看書，過著遊惰的生活。可是在這期間，卻遇見一件事，給我一個很大的刺激。

　　這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一月廿四日的事，那時正在大學赤門前行走，忽然聽見新聞的號外呼聲，我就買了一張，拿來一看，不覺愕然立定了。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與執行。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那時候日本有沒有共產黨雖然未能確說，但是日本官憲心目中所謂「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只是那些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人和急進的主張社會改革家罷了。這一案裡包含二十四個人，便是把各色各樣的人，只要當時政府認為是危險的，不管他有無關係，都羅織在內，作一網打盡之計，罪名便是「大逆」，即是謀殺天皇。他們所指為首魁的是幸德傳次郎（秋水）和他的愛人菅野須賀，其實幸德是毫不相干的，因為他最有名，居於文筆領導的地位，所以牽連上了。

　　原來是只有四個人共謀，內有宮下太吉與菅野須賀，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想合炸藥炸明治天皇，目的是證明他也是會死的凡人，並非神的化身，所查獲的證物只是洋鐵罐和幾根鐵絲，火藥及鹽酸加里少許——我想當年陶冶公說要到長崎跟俄國人去學的炸彈，大約也就是這種東西吧。差不多同時候，有佛教徒內山愚童，單獨計畫謀刺皇太子，發覺了也隨作為同黨，併案辦理。

　　他們與幸德當然也有往來，官下太吉曾同幸德到熊野川舟遊，這便說是密謀，大石誠之助松尾卯一太曾到平民社訪問過幸德，便說是率死黨若干人赴會，這些都是檢事小山松吉的傑作，其實也正是政府傳統的手法，近年的三鷹和松川事件就用了同樣的方法鍛煉成功的。他們將二十幾個不相統屬的人做成一起，說是共謀大逆，不分首從悉處死刑，次日又由天皇特飭減刑，只將一半的人處死，一半減為無期徒刑，以示天恩高厚，這手段兇惡可憎也實在拙笨得可憐。當時我所看見的號外，即是這一批二十四個人的名單。

　　這時候我僑居異國，據理說對於僑居國的政治似別無關心之必要，這話固然是不錯的，但這回的事殆已超過政治的範圍，籠統的說來是涉及人道的問題了。日本的新聞使我震驚的，此外還有一次，便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震災的時節，甘粕憲兵大尉殺害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夫婦，並及他的六歲的外甥橘宗一的這一件事。日本明治維新本來是模仿西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根本是封建武斷政治，不過表面上還有一點民主自由的跡象，但也逐漸消滅了。

　　這一樁事在他們本國思想界上也發生不少影響，重要的是石川啄木，佐藤春夫，永井荷風，木下奎太郎（本名太田正雄，奎太郎的奎字本從「木工」二字合成），皆是。石川正面的轉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永井則消極自承為「戲作者」，沉浸于江戶時代的藝術裡邊，在所著《浮世繪的鑒賞》中說明道：

　　「現在雖雲時代全已變革，要之只是外觀罷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則武斷政治的精神與百年以前毫無所異。」寫這文章的時候為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正月，即是「大逆事件」解決兩年之後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