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六五往日本去

六五往日本去

　　這回的啟行也同癸卯（一九〇三）年秋天那一回差不多，有伴侶偕行，而且從紹興直到日本，所以路上很是不寂寞。這同行的是什麼人呢？這人乃是邵明之，名文鎔，紹興人留學日本北海道劄幌地方，學造鐵路，北海道是日本少數民族多須的蝦夷聚居之地，多雪多熊，邵君面圓而黑，又多鬍子，所以魯迅送他一個日本綽號叫作「熊爺」。（日本語用一個「樣」字，加在名氏下面，用作稱呼，不問身分高低，悉可通用，很是方便，猶如法文裡的M一樣。就是中國沒有適宜的字，現在一般公用，例如稅關郵局銀行的通信，一律都是直呼姓名，未免太是簡單。老實說來，那種稱呼或者是封建遺風倒未可知，直截的叫法反是民主的，現在學生中間和一般社會通行，可以為證。但是也有應了年齡，加上一個老字或是小字的，例如說「老趙」或是「小錢」，或將老字加在姓的底下，表示尊敬，可見也有相同的表示，不過沒有一個可以一切通用的稱呼罷了。）

　　平常魯迅是很看不起學鐵路的，雖然自己是礦路學堂的出身，因為那一班進岩倉鐵道學校的速成班的，目的只是在賺錢，若是進高等專門的學習鐵道，那自然是另眼相看的。在《魯迅的青年時代》裡面，有一張插畫，後邊站著許壽裳和魯迅，在許壽裳前面的即是邵明之其人，魯迅前面的則是陳公俠，即是後來的陳儀，一時改為陳毅，民國以後這才恢復原名。在照相那時，可能是弘文學院剛畢業，開始分別進高等專門，經過兩年的學習，魯迅已經學完醫學校的前期功課，因思想改變，從救濟病苦的醫術，改而為從事改造思想的文藝運動了，所以決心於醫校退學之後回家一轉，解決多年延擱的結婚問題，再行捲土重來，作《新生》的文學活動。

　　其時邵君適值回鄉，於是約定一同回日本去，那時候有邵君的友人張午樓也要同行，所以我們這一行總共有四個人，都是由紹興出發，可是分作兩批，約定在西興會合，共乘小火輪拖船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後，由於邵君的主意，特別在後馬路或是五馬路的一家客棧裡住下，這不是普通的客棧，乃是湖州絲業商人的專門住宿的地方，不過別人也可以住得，邵君不曉得以什麼關係，得到了這一種的特權，現在卻是忘記了。因為不是普通的客店，所以多少覺得清淨，可是因為我們住客太不老實了，以致別的客人嘖有煩言，這其實要怪我們的不好。

　　那時我們幾個人都年少氣盛，難免自高自大，蔑視別人，因為主張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紙的陋習，平常上廁所去總使用報紙，其實這是很不合衛生的一件事，尤其是犯人家的嫌惡，討厭你褻瀆字紙還是其次，第一是要連累他也犯了罪了。那客棧的住客於是聯合抗議，表面上很是和平，說願意供給上茅廁用的草紙，請勿用字紙，以免別人望而生畏。對於這種內剛而外柔的抗議，結果只好屈服了事，因為沒法僵持下去，事實顯然是我們理曲的。在這裡大約也停留了三五天之久，因為一則要候買船票，二則我和張午樓都要剪去辮子。

　　我的剪髮很花工本，那時上海只有一個剃頭匠，他有一把「軋剪」，能夠軋平而不是剃光，軋發的工錢只要大洋一元，但是附帶有一個條件，剪下來的辮子是歸他所有，由他去做成假髮或假辮，又有二三元的進益。他寄住在一家什麼小客棧裡，顧客跑去請教，倒還相當便利清閒，張午樓為的貪圖便利，只叫普通剃頭匠一刮了事，雖然是省事，但是刮得精光像是一個和尚，一時長不起來，在日本去的船上很被人家所注目，卻也是一種討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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