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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庵的尺牘


  陳獨秀先生初名仲,字仲子,通稱仲甫,民國六年來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名為獨秀,其後在《東方雜誌》上寫關於文字學的文章,署名實庵,今沿用之。仲甫來信今於紙堆中檢得十六封,皆是民七至民十這四年中所寄。七八兩年因為在校常見面,故信只四通,用文科學長室信封,都無年月,大抵是關於《新青年》的,今匯錄於下:

  其一

  「《新青年》稿紙弟處亦不多,乞向玄同兄取用。此複啟明先生,弟獨秀白。」

  其二

  「五號《新青年》之勘誤表(關於大作者),希即送下,以便匯寄。此上啟明兄,弟獨秀。」

  其三

  「《新青年》六卷一號稿子,至遲十五日須寄出,先生文章望早日賜下。商務出版書事,已函詢編譯處高一涵君矣。」

  所雲出版書,大概即是當初的大學叢書也。

  其四

  「啟明先生左右,大著《人的文學》做得極好,唯此種材料以載月刊為宜,擬登入《新青年》,先生以為如何?週刊已批准,定於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須交稿(唯紀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藝時評一闌,望先生有一實物批評之文。豫才先生處,亦求先生轉達。此頌健康,弟獨秀,十四日。」

  這裡寫有日子,是七年十二月的事,我於七日寫了那篇《人的文學》,後又改寫《平民的文學》,與《論黑幕》一文,先後在《每週評論》第四五兩期上發表。這種評論共總出了三十六期,至八年八月三十日被禁止出版。是年夏間學生運動發作,五四之後繼以六三,《每週評論》甚為出力,仲甫據說在市場發什麼傳單,被警察所捕,其時大概是六月十一日。查舊日記云: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撫五等六人至警廳訪仲甫,不得見。」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獄。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胡同訪仲甫。」

  隔了十幾天,又記著一項云:

  「十月五日,至適之處議《新青年》事,自七卷起由仲甫一人編輯。」

  仲甫自此離開北京,在上海及廣州辦《新青年》,所以九年寄來的信都從上海來的,今擇錄數通於後:

  其五

  「啟明兄:五號報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須齊稿,《一個青年的夢》望豫才先生速將全稿譯了,交洛聲兄寄滬。六號報打算做勞動節紀念號,所以不便雜登他種文章。《青年夢》是四幕,大約五號報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

  我很平安,請兄等放心,見玄同兄請告訴他。」

  其七

  「二月廿九日來信收到了。《青年夢》已收到了,先生譯的小說還未收到。重印《域外小說集》的事,群益很感謝你的好意。《新青年》七卷六號的出版期是五月一日,正逢Mayday佳節,故決計做一本紀念號,請先生或譯或述一篇托爾斯泰的泛勞動,如何?

  守常兄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緣故?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的告白,不知只是一個通訊機關,或有實際事業在北京左近,此事請你告訴我。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

  前回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請你見面時問他一聲,我很盼望他的回信。三月十一日。」

  (案,信中上下款均略,以下同。)

  其十

  「本月六日的信收到了。我現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務必請你早點動手,望必在二十號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為下月一號出版,最後的稿子至遲二十號必須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玄同兄頂愛做隨感錄,現在怎麼樣?七月九日。」

  其十一

  「兩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風波》在這號報上印出,先生譯的那篇,打算印在二號報上,一是因印刷來不及,二是因為節省一點,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寫文章。倘兩位先生高興要再做一篇在二號報上發表,不用說更是好極了。玄同兄總是無信來,他何以如此無興致?無興致是我們不應該取的態度,我無論如何挫折,總覺得很有興致。八月十三日。」

  其十二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時已複一信,收到否?《風波》在一號報上登出,九月一號准能出版。兄譯的一篇長的小說請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號報上登出。稿紙此間還沒有印,請替用他紙,或俟洛聲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間印好時也可寄上,不過恐怕太遲了。八月廿二日。

  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其十三

  「二七來信已收到了。先生的文章當照來信所說的次序登出。漁陽裡是編輯部,大自鳴鐘是發行部,寄稿仍以漁陽裡二號為宜,只要掛號,中郵也無妨。玄同兄何以如此無興致,我真不解,請先生要時常鼓動他的興致才好。請先生代我問候他。

  《新青年》一號出版,已寄百本到守常兄處,轉編輯部同人,已到否?九月四日。」

  其十五

  「二號報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說在這裡,大概另外沒有文章了,不曉得豫才兄怎麼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中秋後二日。」

  案查上海郵局印記是九月廿九日。

  其十六

  「久不接你的來信,近幾天在報上看見你病的消息,不知現在可好點沒有?我從前也經過很劇烈的肋膜炎症,乃以外敷藥及閉目息念靜坐治好了,現在小發時,靜坐數十分或一點鐘便好了,稍劇烈便須敷藥,已成慢性,倒無大妨礙了。現在最討厭的,卻是前年在警察廳得來之胃腸病,現在為他所纏擾,但還不像先生睡倒罷了。先生倘好一點能寫信時,請複我數行,以慰遠懷。弟獨秀,六月廿九日。」

  這是民國十年的來信,從廣州發出,用的是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用箋,那時新青年社移在廣州,仲甫在那會裡大概也有任務,或者是個委員吧。我於九年年底患肋膜炎,在家臥病三月,住醫院兩月,在香山碧雲寺養病四月,至九月末始回家,仲甫寄這封信的時候,我正在寫《山中雜信》,其三的末尾正署著六月廿九日。這信是寄給豫才轉交的,我在下山之後才看見,所以山中日記上不曾記有收信的日子,但在八月廿九日,九月廿六日項下均有得仲甫來信的記錄,原函卻都已找不著了,所以這裡可以抄錄的也就只得以此為止了。

  乙酉八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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