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談·梅花草堂筆談等_周作人

梅花草堂筆談等

　　前居紹興時家中有張大複的《梅花草堂筆談》四五本，大約缺其十分之二，軟體字竹紙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時候常拿出來看，雖然內容並不十分中意。移家來北京的時候不知怎地遺失了，以後想買總不容易遇見，而且價目也頗貴，日前看舊書店的目錄，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這回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的《筆談》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來看，總算得見全本了，也不記得那幾卷是不曾看過的，約略翻閱一遍，就覺得也可以滿足了。

　　珍本叢書出版之前，我接到施蟄存先生的來信，說在主編此書，並以目錄見示，我覺得這個意思很好，加上了一個贊助的名義，實在卻沒有盡一點責，就是我的一部《謔庵文飯小品》也並不曾貢獻出去。目錄中有些書我以為可以緩印的，如《西青散記》，《華陽散稿》，《柳亭詩話》等，因為原書都不大難得，不過我只同施先生說及罷了，書店方面多已編好付印，來不及更改了。

　　但是在別一方面也有好些書很值得重印，特別是晚明文人的著作，在清朝十九都是禁書，如三袁，鐘譚，陳繼儒，張大複，李卓吾等均是。袁小修的《游居杮錄》我所有的缺少兩卷，《焚書》和鐘譚集都只是借了來看過，如今有了翻印本，足以備檢閱之用。句讀校對難免多錯，但我說備檢閱之用，這也只好算了，因為排印本原來不能為典據，五號字密排長行，紙滑墨浮，蹙頞疾視，殊少讀書之樂，這不過是石印小冊子之流，如查得資料，可以再去翻原書，固不能即照抄引用也。所收各本精粗不一，但總沒有偽造本，亦尚可取，《雜事秘辛》雖偽造還可算作楊升庵的文章，若是現今胡亂改竄的那自然更不足道了。

　　翻印這一類的書也許有人不很贊成，以為這都沒有什麼文藝或思想上的價值，讀了無益。這話說得有點兒對，也不算全對。明朝的文藝與思想本來沒有多大的發展，思想上只有王學一派，文藝上是小說一路，略有些創造，卻都在正統路線以外，所以在學宗程朱文宗唐宋的正宗派看來毫無足取，正是當然的事。但是假如我們覺得不必一定那麼正宗，對於上述二者自當加以相當注意，而這思想與文藝的旁門互相溷合便成為晚明文壇的一種空氣，自李卓吾以至金聖歎，以及桐城派所罵的吳越間遺老，雖然面貌不盡相似，走的卻是同樣路道。

　　那麼晚明的這些作品也正是很重要的文獻，不過都是旁門而非正統的，但我的偏見以為思想與文藝上的旁門往往要比正統更有意思，因為更有勇氣與生命。孔子的思想有些我也是喜歡的，卻不幸被奉為正統，大被歪曲了，愈被尊愈不成樣子，我真覺得孔子的朋友殆將絕跡，恐怕非由我們一二知道他的起來糾正不可，或者《論語》衍義之作也是必要的吧。這是閒話，暫且按下不表，卻說李卓吾以下的文集，我以為也大值得一看，不但是禁書難得，實在也表示明朝文學的一種特色，裡邊包含著一個新文學運動，與現今的文學也還不是水米無干者也。

　　現在提起公安竟陵派的文學，大抵只看見兩種態度，不是鄙夷不屑便是痛駡。這其實是古已有之的，我們最習見的有《靜志居詩話》與《四庫書目提要》，朱竹垞的「叢訶攢罵」

　　是有名的了，紀曉嵐其實也並未十分胡塗，在節抄《帝京景物略》的小引裡可以看出他還是有知識的人。今人學舌已可不必，有些人連公安竟陵的作品未曾見過也來跟著呐喊，怕這亡國之音會斷送中原，其意可嘉，其事總不免可笑，現在得書甚易，一讀之後再用自己的智力來批評，這結果一定要好一點了。我以為讀公安竟陵的書首先要明瞭他們運動的意義，其次是考查成績如何，最後才用了高的標準來鑒定其藝術的價值。我可以代他們說明，這末一層大概不會有很好的分數的，其原因蓋有二。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還只有古文體，革命的理論可以說得很充分，事實上改革不到那裡去。

　　我覺得蘇東坡也盡有這才情，好些題跋尺牘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只是缺少理論，偶然放手寫得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選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反過來說，即是公安作品可以與東坡媲美，更有明確的文學觀耳，就是他們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蘇也。二，後人受唐宋文章的訓練太深，就是新知識階級也難免以八家為標準，來看公安竟陵就覺得種種不合式。

　　我常這樣想，假如一個人不是厭惡韓退之的古文的，對於公安等文大抵不會滿意，即使不表示厭惡。我覺得公安竟陵的詩都不大好，或者因為我本不懂詩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頗多佳作，說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確，文未必佳，至於敘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則是其擅長，袁中郎劉同人的小記均非人所有也。不過這只是個人的妄見，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當然，故晚明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不易得承認，而其旁門的地位亦終難改正，這件事本無甚關係，茲不過說明其事實如此而已。

　　吾鄉陶筠廠就《隱秀軒集》選錄詩文百五十首，為《鐘伯敬集鈔》，小引中載其詠鐘譚的一首七言拗體，首四句云：

　　「天下不敢唾王李，鐘譚便是不猶人，甘心陷為輕薄子，大膽剝盡老頭巾。」

　　後又評伯敬的文章云：

　　「至若袁不為鐘所襲，而鐘之雋永似遜于袁，鐘不為譚所襲，而譚之簡老稍勝於鐘，要皆不足為鐘病，鐘亦不以之自病也。」

　　陶君的見解甚是，我曾引申之云：

　　「甘心云云十四字說盡鐘譚，也說盡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學革命者的精神，褒貶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歲頭上動土，既有此大膽，因流弊而落於淺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態度，朱竹垞輩不能領解，叢訶攢罵正無足怪也。」

　　現在的白話文學好像是已經成立了，其實是根基仍不穩固，隨處都與正統派相對立，我們閱公安竟陵的遺跡自不禁更多感觸，不當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評語也正是極好的格言，不但是參與其事者所應服膺，即讀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幾對於凡此同類的運動不至誤解耳。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本來萬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說，這些指責亦當甘受，不過有些太是違反本意的，也就該加以說明。我想這最重大的是假風雅之流行。這裡須得回過去說《梅花草堂筆談》了。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為是難得罷了，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

　　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如王稚登吳從先張心來王丹麓輩，蓋因其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見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歡，與傅青主金聖歎等視。若張大複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複閱全書亦仍如此想。

　　世間讀者不甚知此種區別，出版者又或誇多爭勝，不加別擇，勢必將檀幾叢書之類亦重複抄印而後止，出現一新鴛鴦蝴蝶派的局面，此固無關于世道人心，總之也是很無聊的事吧。如張心來的《幽夢影》，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

　　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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