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談·關於王謔庵_周作人

關於王謔庵

　　偶閱《越縵堂日記》第七冊，同治四年乙丑十月十九日條下有云：

　　「夜閱《鮚埼亭集》第四十二四十三兩卷，皆論史帖子。謝山最精史學，於南宋殘明尤為貫串。……與紹守杜君劄力辨王遂東之非死節，而極稱余尚書，自是鄉里公論。杜守名甲，嘗刻《傳芳錄》，於有明越中忠臣皆繪象系贊，而有遂東無武貞，蓋未以謝山之言為信也。」

　　第二天是陰曆元宵，廠甸的書攤就要收束了，趕緊跑去一看，在路東的攤上忽然見有一本破書，貼紙標題雲「傳芳錄」。本來對於這種書我並不注意，因為總不過是表彰什麼節孝之類的應酬詩文總集罷了，這回記得李蓴客的話，心想會不會就是？拿起來一翻，果然是杜甲編刻的《傳芳錄》。書攤卻很居奇，因為裡邊有十張畫像，結果是花了七角錢才買到手。書中內容最初是乾隆十四年於敏中序二葉，杜甲的《歲暮恤忠賢後裔記》二葉，越州忠賢後裔十八人公謝啟二葉，蕺山書院祭劉念台先生文二葉，王守仁孫燧沈鍊黃尊素施邦曜倪元璐周鳳翔劉宗周祁彪佳王思任像贊十葉，李凱跋一葉，共十九葉。其像皆與張宗子的《越中三不朽圖贊》中相同，《三不朽》刊成於乾隆五年，蓋即為《傳芳錄》所本，唯其傳贊則系杜補堂所作，亦頗有佳者。如王遂東像贊曰：

　　「多公之才，服公之智，畏公之言，欽公之義，山陰有人，首陽是企，餓死事小，行其所志。」

　　小傳末雲，「丙戌入鳳林山，不食七日死。」

　　查《鮚埼亭文集》外編卷四十三《與紹守杜君劄》云：

　　「執事軫念明故殉難諸家後人，每歲予以賚恤，且使著為故事，甚厚，所惜討論有未精者。」

　　次乃辨王遂東非死節，其引證云：

　　「始甯倪無功謂其本有意於筐篚之迎，以病不克，是雖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嘗死則審也。」

　　李蓴客讀《三不朽圖贊》劄記云：

　　「郡縣誌及《越殉義傳》邵廷采《思複堂集》杜甲《傳芳錄》溫睿臨《南疆逸史》諸書皆稱遂東為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鮚埼亭外集》獨據倪無功言力辨其非死節，陶庵生與相接而此贊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征矣。」

　　倪無功的話不知何以如此可靠，全李二公深信不疑，李既信全言，又引張做證人，卻不知張宗子別有《王謔庵先生傳》，在現行文集卷四中，末有云：

　　「偶感微屙，遂絕飲食僵臥，時常擲身起，弩目握拳，涕洟哽咽，臨瞑連呼高皇帝者三，聞者比之宗澤瀕死三呼過河焉。」

　　此生與相接者之言一也。《越殉義傳》六卷，俞忠孫著，王遂東事列在卷四，忠孫乾隆己未（四年）序中云：

　　「《越殉義傳》者，蘋野陶亦魯得之尊公筠廠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傳，以瘵卒，丈發函慟哭，造耐園屬為卒業。」

　　筠廠即陶及申，雖非遺老，生於崇禎初年，見聞想多可信，或杜補堂以此為據亦未可知，正不必一定要領全氏之教也。又田易堂的《鄉談》中記謔庵之死云：

　　「王季重先生《致命篇》曰，再嫁無此臉，山呼無此嘴，急則三寸刀，緩則一泓水。絕粒七日，息猶未絕，嗔目直視又三日夜，門人郭鈺曰，先生欲死于孤竹庵耶，舁之至庵而瞑。案江上失守，先生棄家依鳳林墓舍，別架一苫廬，顏曰孤竹庵。署其門曰，舊山永托，何懼一死，丹心不二，寸步不移。蓋早以死自誓矣。」

　　易堂系康熙時人，在西園十子為前輩，序《宛委山人集》自稱友兄，其輩分可想也。《越縵堂日記》第七冊十一月二十日條下讀《思複堂集》有云：

　　「至以王遂東為不食而死，陳玄倩為山陰產，鮚埼皆糾其繆，然禮部死節，越人相傳，孤竹名庵，采薇署號，揆其素志，蓋已不誣，或江上之潰，適遘寢疾，固非絕粒，不失全歸，死際其時，無待引決，首丘既正，夫亦何嫌，自不得以生日稱觴曖昧之事妄疑降辱。」

　　其論陳太僕裡籍語今從略。李君的話這裡頗近情理。據《越殉義傳》云：

　　「禦史王應昌請拜新命，笑謝之，絕飲食七日，垂革，朝服拖紳，曰，以見先皇帝。目不瞑，時丙戌九月二十二日。」

　　又《文飯小品》唐九經序中云：

　　「惟是總漕王清遠先生感先生恩無以為報，業啟□□貝勒諸王將大用先生，先生聞是言愈跼蹐無以自處，複作手書遺經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體以還我父母爾，時下尚有□穀數斛，穀盡則逝，萬無勞相逼為。」

　　我嘗說蓋謔庵初或思以黃冠終老，迨逼之太甚，乃絕食死，或者去事實不遠。若雲七十二老翁本欲去投效清朝，不幸病死不果，恐難相信，而全謝山獨有取焉，此事殊可怪，全氏史學雖精，史家風度則似很缺少也。李蓴客在一月前很贊成全氏的話，以為是「鄉里公論」，這回又根據「越人相傳」

　　對於謔庵頗有恕詞，在我以為說得不錯，雖然在他自己未免前後不一致。不過矛盾的事還多得很，《越縵堂日記》已印行者有五十一冊，讀過多已忘記，僅就記得的來說，在第十一冊同治八年己巳七月二十二日條下又有關於謔庵的一節云：

　　「王山史《砥齋集》世不多見，僅見于朝邑李時齋《關中文鈔》，其文頗有佳者。……其《甲申之變論》詞意激烈，末一段云：順治初，山陰王思任寄書龍門解允樾，其詞悖慢，追咎神宗，追咎熹宗，不已也，終之曰，繼之以崇禎克剝自雄。嗚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普天哀痛之時也，思任亦人臣，何其忍於刻責而肆為無禮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詩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數十日之生之多者，蓋謂其死非殉難，不能擇于泰山鴻毛之辨也。嗚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報之之符也。案季重卒於丙戌，在魯王航海之後，所雲順治初者蓋當甲申乙酉間，時秦中已奉正朔也。季重之死，國論已定，惟鄉評尚在疑信間，觀此則知其女已有違言，無待清議矣。惜《映然子集》今亦不得見耳。」

　　乙丑至己巳前後五年矣，李蓴客的意見似又大動搖，這回卻是信王而不是信全罷了。不過他又非意識地著一語去說明所謂順治初日，時秦中已奉正朔也。天下最不上算的事是罵人，因為正如剃頭詩那麼說，「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令人有一何其報之之符之歎。我們如仿照道學文人做史論專事吹求的辦法，即可以子當死孝的道理去責備映然子，又可以根據秦中已奉正朔的話去忠告王山史，罵別人不殉難而自己稱順治初，也很可笑。王氏的隨筆《山志》在好些年前曾經一讀，印象很不好，覺得道學氣太重，雖然我平常對於明朝遺老多有好感，但有程朱派頭的就不喜歡，顧亭林亦尚難免，王山史更是不行了。今讀《甲申之變論》的一小部分，正是與從前同樣感覺，此種胡氏《管見》式的史論真是不敢請教也。

　　謔庵以臣而非君在古禮法上或不可恕，這是別一問題，我只覺得論明之亡而追咎萬曆天啟以至崇禎，實是極正當的。中國政治照例腐敗，人民無力抵抗，也不能非難，這不但是法律上也是道德上所不許可的，到得後來一敗塗地，說也沒用。明末之腐敗極矣，真正非亡不可了，不幸亡于滿清，明雖該罵而罵明有似乎親清，明之遺民皆不願為，此我對於他們所最覺得可憐者也。謔庵獨抗詞刻責，正是難得，蓋設身處地的想，我雖覺得他的非難極正當，卻也未必能實行，非懼倪無功王山史，正無此魄力耳。張宗子杜補堂均謂謔庵素以謔浪忤人，今乃知其複以刻責忤俗，此則謔庵之另一可佩服之點也。

　　廿五年二月十日，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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