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論學術的空氣

論學術的空氣

　　現在還常有人說北方的學術空氣濃厚，或者說他喜歡北方的學術的空氣。這是繼續戰前的傳統的看法，也牽涉到所謂「京派」和「海派」的分別。戰前所謂「京派」大概可以說是抱著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所謂「海派」大概不免多少為名為利而撰作。但是這也只是一個「大概」的分別，如果說到各個人，卻盡有例外。一方面就在戰前，中央研究院南遷了，北平的舊書鋪在南京上海開分店了，學術的空氣已經在流動之中。戰時大家到了西南，抗戰的空氣籠罩了學術的空氣，然而四川的重慶、李莊和成都，以及桂林和昆明，以及上海，都還能夠多少繼續著學術的工作。到了戰後這兩年，起先是忙於復員，接著是逼於戰亂，學術的工作倒像是停頓起來。北平各大學去年復員以後，其中有些人在各報上辦了不少的學術性的副刊，大概是文史方面的；乍看比戰前的學術空氣似乎還濃厚些，其實不然。這些副刊裡的論文其實應該發表在學報上，因為沒有錢出學報，才只好委屈在副刊上，撐撐場面，愛讀和能讀的人恐怕只是那麼些個。這些論文都不免「歷史癖與考據癖」，是所謂「京派」的本來面目。這種面目卻也出現在南方一些報紙的副刊上。一方面所謂「海派」卻擴大了、變質了，趨向為人生而學術，為人民而學術。在青年人的眼中，新的「海派」似乎超過了老的「京派」。但是無論南北，不管「京」「海」，在這漫天戰火之下，總有一天會「火燒眉毛，且顧眼前」，將學術丟在腦後的罷？而這個似乎已經是現在一股青年學生的態度。青年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的這種態度，我們不能無視，我們得看看學術的前路。

　　戰前的十年來，我們的學術確在長足的進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學的研究院的工作都漸漸有了分量。於是沒有研究院的大學都紛紛設立研究院，一些獨立的研究機構也或多或少的在外國人資助之下辦起來了。於是研究的風氣盛極一時，學術空氣濃厚到無視大學本科教學。筆者曾親耳聽見一位新從外國回來在大學裡任教的一位教授說：「我們要集中研究的工作，教書不妨馬虎些。」社會賢達在提倡書院制，因為書院裡可以自由研究，不必論鐘點、算學分。大學生也異口同聲要在畢業後進研究院繼續讀書。那時候教授隱然分為兩等，研究教授第一等，大學教授第二等。知識或學術的估價算是到了最高峰。這也未嘗不是好現象，結果無論在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方面都有了新發展。然而理論上似乎總欠健全些。研究得有基礎，大學裡的訓練不切實，研究的風氣是不會持久的。再說現代一般的大學教育是大量的教育，要培植各方面的領導人才，不應該也不可能專門培養學者或專家。在仿效美國學制的中國，沒有多少專科學校，一般人也不著重專科學校，大學的政策更不該偏到一邊兒去。事實上大學畢業生雖然熱心進研究院，等到考進了研究院，熱心研究的卻並不多。他們往往一面注了冊，一面就去就業。有些長期不到校，「研究生」只剩了一個幌子。這樣半途而廢或從未上路的很多，能夠在研究院畢業的卻很少。北方如此，南方更如此。至於具體的書院制，我們這個工業化的動的現代不需要，也未必能容納。現代的研究，就是在人文科學方面，也得有個廣大而結實的基礎，書院是不能負擔這個任務的。尤其是就業，青年人在書院裡修業告一段落之後，單就資歷而論，自然趕不上大學，不用說研究院，在訓練方面，一般的說，恐怕也是如此。在這種不上不下的尷尬的局面裡，找出路一定很難。我們看了過去的和現存的幾所僅有的書院的情形，就可明白。

　　戰前的過分濃厚的學術的空氣使有些人擔憂。他們覺得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走上「緩慢而費力」的「窄而深」的路，固然可喜，可是忽略了「全體大用」，也不是正辦，特別是人文科學。因此有的人主張大學應該造就的是通才，不是專家，有的人主張知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做人。這些主張漸漸的採用到大學的課程和制度之中，然而這時候的青年學生並不注重這些，他們要的是專業的知識，這種知識可以使他們便於就業，或者早些成為專家。便於就業就是急於應用，這顯示了一個新方向；外患日深，生活逼得人更緊，研究的憧憬黯淡起來了。於是乎來了抗戰。差不多所有的大學和研究機關都遷到了西南，生活的艱難和設備的貧乏使得研究的工作幾乎不可能，特別是自然科學。然而大家還多多少少在掙扎著。可是這真到了急於應用的時代，教育部制定了提倡理工的政策，大學生集中在經濟學系和工學院，特別是工學院，人數似乎一年比一年多。一方面又有了許多的訓練班和專修科出現。這種普遍的注重應用，更冷落了研究工作，稀薄了學術空氣。一方面在美國也有人在控訴那學術至上的態度。拜喀爾的「美國教師」一書中有一章「象牙實驗室」，批評自然科學研究者只知研究不知其他，頗為懇切。「象牙實驗室」是套的「象牙之塔」那個詞，指摘人們的逃避現實生活的態度。這是在重行估定知識或學術的價值。這種估價得參照理論與應用，現實與歷史，政治與教育等等錯綜的關係來決定。美國也有人如布裡治曼相信該由知識階級來計劃領導這世界。但是那需要什麼知識呢？知識階級是不是有這個力量呢？問題真太多了！

　　勝利來了，不幸的我們是「慘勝」。一切都「慘」，研究工作不能例外。生活更是越來越艱難，大家仍然只能嚷著調整待遇，不能專心工作。少數的大學和研究機關，設備也許比抗戰中好些，但是單單設備好些不成。何況還是設備貧乏的居多數！學生有公費，固然可以勉強維持生活，但是在這動亂的局面裡，還是不能安心讀書。他們可要領導起人民來創造一個新中國！這和布裡治曼說的領導並不相同。那似乎是專家獨佔的領導，這些青年人卻是自己作為一般人民領導著。應該注意的是他們對於知識或學術的態度。他們要的是什麼知識呢？他們喜歡不喜歡學術空氣呢？如上文提到的，他們大概不喜歡學術的空氣；他們要的是行動的知識，而大學教育裡卻沒有。他們熱心于救國，覺得大學裡給的知識遠水不救近火，似乎大部分沒用；可是他們是大學生，不學這些又學什麼呢？他們就生活在這矛盾裡。一方面戰爭老沒個完，他們照著規定的學了，卻比抗戰前抗戰中更看不到出路。這又是一個矛盾。十來年前上海早就有幾位提出「學問無用論」，現在的大學生大概多多少少是覺得「學問無用」的。我知道有些高材的大學生最近或者放棄了學術投身到政治的潮流中去，或者徬徨不安，面對著現實的政治，不忍心鑽到象牙塔或是象牙實驗室中去。這真是我們學術的損失，然而實逼此，他們的心情是可以諒解的。

　　有些人說過這時代是第二回的戰國時代。戰國雖然是動亂時代，然而經濟發展，有欣欣向榮之勢，所以百家爭鳴，學術極盛。照現時這「慘勝」的局面看，我們卻想到了三國時代。《魏書·王肅傳》斐松之注引魚豢的《魏略》這麼說：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複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章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台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回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複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嗟夫！學術沉隕，乃至於是！

　　這些情形有些也描寫了我們的時代，然而不盡同。我們並不至於「人懷苟且」，「競逐」「浮虛」；那時學術的中心在一些家族，太學這是個避役所，我們的學術中心還在大學，這些社會化的大學還在起著領導作用。即使不幸動亂變成了混亂，大學暫時解體，但是相信和平一恢復，就會快快復員的。因為什麼樣的局面都需要大量的領導人的，訓練班和專修科是不能供給這種領導人才的。像魚氏描寫的「學術沉隕」，我們相信不會到那地步。但是大學也得明白在這時代的地位和任務，不能一味的襞積細微，要能夠「統其大義」，也就是「全體大用」。人們不該還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實驗室裡，得正視現實的人生，在自己的崗位上促進新的發展，而這也才是做。這種新的學術空氣雖然一時不能濃厚起來，卻是流通的、澄清的，不至於使我們窒息而死於抱殘守闕裡。

　　194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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