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新詩歌》旬刊

《新詩歌》旬刊

　　這個旬刊的目的在提倡一種新的詩歌運動；尤其努力的是詩歌的大眾化。《創刊號》有一篇《發刊詩》，裡面說，

　　我們要捉住現實，
　　歌唱新世紀的意識。

　　又說，

　　我們要用俗言俚語，
　　把這種矛盾寫成民謠小調鼓詞兒歌，
　　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大眾歌調，
　　我們自己也成為大眾中的一個。

　　但他們並不專用大眾文學的舊形式，他們也要創造新的。這個旬刊最近情形不知如何，我只看到第一、第二、第四期，就這三期說，他們利用舊形式要比創造新的，成績好些。那些用民謠、小調兒歌的形式寫出來的東西雖然還不免膚泛，散漫的毛病，但按歌謠（包括俗曲）的標準說，也不比流行的壞。況且總還有調子，要是真歌唱起來，調子是很重要的。這類作品裡，覺得第二期裡的《新譜小放牛》比較好。那是對山歌。對山歌離不了重疊與連鎖兩種表現法，結構容易緊密，意思不用很多，作者當然可以取巧些。至於那些用新形式寫的，除了分行外，實在便無形式；於是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這些詩裡，也許確有「新世紀的意識」，但與所有的新詩一樣，都是寫給一些受過歐化的教育的人看的，與大眾相去萬里。他們提倡朗讀；可是這種詩即使怎麼會朗讀的人，怕也不能教大眾聽懂。舉一個題目罷，「回憶之塔」（見第二期），你說，要費多少氣力才能向大眾解釋清楚？他們誰又耐煩聽你！《文學月報》中蓬子君的詩似乎也是新意識，卻寫得好，可是說到普及也還是不成。

　　去年JK君在《文學月報》上提出「大眾文藝問題」，引起許多討論；《北斗》還特地用這個題目征過一回文。那些文裡有兩個頂重要的意見：一是要文學大眾化，先得生活大眾化；所謂「自己也成為大眾的一個」。二是在大眾中培養作家。這是根本辦法；不然，大眾文藝問題，終於是紙上談兵而已。不過那些還未「化」或者簡直「化」不了的人也當睜眼看看這個時勢，不要盡唱愛唱窮，唱卑微，唱老大。這都是自我中心，甚至於自我狂。要知道個人的價值，已一天天在跌下去；剌剌不休，徒討人厭罷了。再則無論中外，大作品決不是自敘傳，至少決不僅僅是自敘傳。還有從前人喜歡引用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正是自我狂之一種。文章的得失，若真是只有「寸心知」，那實在可以不必寫。就算這指的是那精緻的技巧，但技巧精微至此，也就無甚價值可言。詩的大眾化是文學大眾化的一個分題，自然也可用同樣原則處置。可是詩以述情為主，要用比喻，沒有小說戲劇那樣明白，又比較簡練些，接近大眾較難（敘事詩卻就不同）。所以大眾化起來，怕要多費些事。《新詩歌》中對於這一層似乎還未論到。第二期裡有《關於寫作新詩歌的一點意見》一文，論到新詩歌的題材，列舉九項，都可採用；此外足以表現時代的材料想來還有。總之，最好撇開個人；但並非不許有個性在文章裡。材料的選擇，安排與表現，與文章的感染力相關甚大。這多半靠個人的才性與功夫；所謂個性，便指的這些。

　　《關於寫作新詩歌的一點意見》裡也論到新詩歌的形式，他們分列四項，大概不外利用舊的與創造新的。舊的指歌謠的形式。照我的意見，歌謠應包括徒歌與俗曲（小曲，小調，唱本等）；徒歌又分為可歌可誦兩類，七言四句的山歌屬前者，長短參差的歌語屬後者。歌謠的組織，有三個重要的成分：一是重疊，二是韻腳，三是整齊。只要有一種便可成歌謠，也有些歌謠三種都有。當然，俗曲還得加上樂調一個成分，極要緊的成分。不過那已在文學以外了。周作人先生想「中國小調的流行，是音樂的而非文學的」，「以音調為重而意義為輕」，所以辭句幼稚粗疏的多。（見《自己的園地詩的效用》篇）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推想。徒歌可誦的一類無一定形式可言。可唱的一類以七言四句一節為主要的形式，有時可重疊到許多節。節不限於四句，但七言總是主要的句法；俗曲中的句法也以七言為主。七言外有時加些襯字，疊字，虛腔，但基本形式總看得出。至於北平的「弦子書」，有時長到十九字一句，也只唱七拍子，與七言同，那卻帶著樂調的關係了。

　　俗曲中還有一種十字句，分三三四，共三讀；大鼓書裡有時用它，皮黃裡簡直以它為主。俗曲的篇法卻無定，則因為要跟著樂調走。這些組織與形式，都可試驗。但各種形式全帶韻腳，韻腳總是重讀。雖有無韻句間隔而太少；篇幅短還行，長了就未免單調。這層多換韻也許可以補救一些。還有一層，韻句多了，令人有頭輕腳重之感；這個可不容易補救，只有將篇幅剪裁得短些。實在短不了的，便須用新形式。創造呢，不知如何下手，姑不論；英國詩裡的「無韻體」，卻似乎可以採用。近年來新詩人試驗的外國詩體很多，成績以徐志摩君為最。他用「無韻體」，結果不算壞。這種體似乎最能傳出說話曲折的神氣。我們不一定照英國規矩，但每行得有相仿的音數與同數的重音，才能整齊，才能在我們的語言裡成功一首歌。至於中國語裡有輕音的現象。胡適之先生《談新詩》裡早已說過了。這種歌雖不可唱而可誦。《新詩歌》裡主張朗讀，這種詩體是最相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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