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論中國詩的出路

論中國詩的出路

　　讀了兩期詩刊，引起一些感想。這些感想也不全然是新的，也不全然是自己的。平常自己亂想，或與朋友談論：牽涉到中國詩，總有好多不同的意見。現在趁讀完詩刊的機會，將這些意見整理一下，寫在這裡。

　　近代第一期意識到中國詩該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幾位先生。他們提倡所謂「詩界革命」；他們一面在詩裡裝進他們的政治哲學，一面在詩裡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創造新的風格。但詩不是哲學的工具，而新典故比舊典故更難懂：這樣他們便失敗了。

　　第二期自然是胡適之先生及其他的白話詩人。這時候大家「多半是無意識的接收外國文學的暗示」，「注重的是白話，不是詩」，誠如梁實秋先生在詩刊中所說。

　　第三期是民國十四年辦晨報詩刊及現在辦詩刊的諸位先生。他們主張創造新的格律；但所做到還只是模仿外國近代詩，在意境上，甚至在音節上。模仿意境，在這過渡時期是免不了的，並且是有益好。模仿音節，卻得慎重，不能一概而論。

　　音節麻煩了每一個詩人，不論新的舊的。從新詩的初期起，音節並未被作詩的人忽略過，如一般守舊的人所想。胡適之先生倡「自然的音節」論（見《談新詩》），這便是一切自由詩及小詩的根據。從此到聞一多先生「詩的格律」論（見《晨報·詩刊》），中間有不少的關於詩的音節的意見。這以後還有，如陳勺水先生所主張的「有律現代詩」（見《樂群》半月刊第四期）及最近詩刊中諸先生的議論。這可見音節的重要了。

　　中國詩體的變遷，大抵以民間音樂為樞紐。四言變為樂府，詩變為詞，詞變為曲，都源於民間樂曲。所以能行遠持久，大半便靠這種音樂性，或音樂的根據。這其間也許有外國影響，如胡樂之代替漢樂，及胡適之先生所說吟誦詩文的調子由梵唄而來（見《白話文學史》）之類；但只在音樂方面，不在詩的本體上。還有，詞曲興後，五七言之勢並不衰；不但不衰，似乎五七言老是正宗一樣。這不一定是偏見；也許中國語的音樂性最宜於五七言。你看九言詩雖有人做過，都算是一種雜體，毫不發達。（參看《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中劉大白先生的論文）（俞平伯先生說）

　　按照上述的傳統，我們的新體詩應該從現在民間流行的，曲調詞嬗變出來；如大鼓等似乎就有變為新體詩的資格。但我們的詩人為什麼不去模仿民間樂曲（從前倒也有，如招子庸的粵謳，繆蓮仙的南詞等，但未成為風氣），現在都來模仿外國，作毫無音樂的白話詩？這就要看一看外國的影響的力量。在歷史上外國對於中國的影響自然不斷地有，但力量之大，怕以近代為最。這並不就是奴隸根性；他們進步得快，而我們一向是落後的，要上前去，只有先從效法他們入手。文學也是如此。這種情形之下，外國的影響是不可抵抗的，它的力量超過本國的傳統。就新詩而論，無論自由詩，格律詩，（姑用此名）每行之長，大抵多於五七言，甚至為其倍數。在詩詞曲及現在的民集樂曲中，是沒有這樣長的停頓或樂句的。（詞曲每頓過七字者極少；在大鼓書通常十字三頓，皮簧劇詞亦然。）

　　這種影響的結果，詩是不能吟誦了。有人說不能吟誦不妨，只要可讀可唱就行。新詩的可唱，由趙元任的新詩歌集證明。但那不能證明新詩具有充分音樂性；我們寧可說，趙先生的譜所給的音樂性也許比原詩所具有的多。至於讀詩，似乎還沒有好的方法。詩刊諸先生似乎也有鑑於此，所以提倡詩的格律。他們的理論有些很可信，但他們的實際，模仿外國詩音節還是主要工作。這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們且先看看中國語言所受過的外國的影響如何。（本節略采浦江清先生說）

　　佛經的翻譯是中國語言第一次受到外國的影響。梁任公先生有過《佛典翻譯與文學》一文（見梁任公近著）詳論此事。但華梵語言組織相去懸遠，習梵文者又如鳳毛麟角，所以語言上雖有很大的影響（佛經翻譯，另成新體文字），卻一直未能普遍應用。有普遍應用的是翻譯文中的許多觀念和故事的體裁；故事體後來發展便成小說，重要自不待言。中國語言第二次受到的外國影響，要算日本名辭的輸入；日本的句法也偶被採用，但極少。因為報章文學的應用，傳播極快；二三十年前的「奇字」如「運動」（受人運動的運動），現在早成了常語。第三次是我們躬自參加的一次，便是新文學運動中白話文歐化的事。這回的歐化起初是在句法上多，後來是在表現（怎樣措辭）上多。無論如何，這回傳播的快的廣，比佛經翻譯文體強多了。這裡主要的原因是懂得外國文的人多得多了；他們觸類旁通，自然容易。大概中國語言本身最不輕易接受外來的影響；句法與表現的變更要有偉大的努力或者方便的環境。至於音節，那是更難變更——不但難，有時竟是不可能的。音節這東西太複雜了，太微妙了，不獨這種語言和那種語言不同，一個人的兩篇作品，也許會大大地差異；以詩論，往往體格相同之作，音節上會有繁複的變化，如舊體律詩便是如此——特別是七律。

　　徐志摩先生是試用外國詩的音節到中國詩裡最可注意的人。他試用了許多西洋詩體。朱湘先生評志摩的詩一文（見《小說月報》十七卷一號）中曾經列舉，都有相當的成功。近來綜觀他所作，覺得最成功的要算無韻體（Blank Verse）和駢句韻體。他的緊湊與利落，在這兩體裡表現到最好處。別的如散文體姑不論，如各種奇偶韻體和章韻體，雖因徐先生的詩行短，還能見出相當的效力，但同韻的韻字間距離太長，究竟不能充分發揮韻的作用。韻字間的距離應該如何，自然還不能確說；顧亭林說古詩用韻無隔十字以上者，暫時可供參考。不但章韻體奇偶韻體易有此病，尋常詩行太長，也易有此病。商籟體之所以寫不像，原因大部分也在此。梁實秋先生說「用中國話寫Sonnet，永遠寫不像」，我相信。孫大雨先生的商籟（見《詩刊》），誠然是精心結撰的作品，但到底不能算是中國的，不能被中國人消化。徐志摩先生一則說孫先生之作可成定體，再則說商籟可以試驗中國語的柔韌性等；但他自己卻不做。（據我所知，他只有過一首所謂「變相的十四行詩」）這如何能叫人信？

　　西洋詩的音節只可相當的採用，因為中國語有它的特質，有時是沒法湊合的。創造新格律，卻是很重要的事。在現在所有的意見中，我相信聞一多先生的音尺與重音說（見《晨報·詩刊》中《詩的格律》一文及《詩刊》中梁實秋先生的信），可以試行。自然這兩種說法也都是從西洋詩來的。我相信將來的詩還當以整齊的詩行為正宗，長短句可以參用；正如五七言為舊詩的正宗一樣。採用西洋的音節創造新格律都得倚賴著有天才的人。單是理論一點用也沒有。我們要的是作品的證明，作品漸漸多了，也許就真有定體了。

　　有一種理論家我們也要的。他們是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語言的音樂性的。他們能說出平仄聲，清濁聲，雙聲疊韻，四等呼，以及其他數不完的種種字音上的玩意，對於我們情感的影響。這種理論的本身雖然也許太煩瑣，太死板，但到了一個天才的手裡應用起來，於中國詩的前途，未必沒有幫助。（本節采楊今甫先生說）

　　上文說過新詩不能吟誦，因此幾乎沒有人能記住一首新詩。固然舊詩中也只近體最便吟誦，最好記，詞曲次之，古體又次之；但究竟都能吟誦，能記，與新詩懸殊。新詩的不能吟誦，就表面看，起初似乎因為行不整齊，後來詩行整齊了，又太長；其實，我想，是因為新詩沒有完成的格律或音節。但還有最重要的，如胡適之先生《談新詩》裡所說及劉太白先生《中國詩篇裡的聲調問題》文中所主張，是輕重音代替了平仄音。說得更明白些，舊詩句裡的每個字，粗粗地說，是一樣的重音，輕音字如「了」字也變成重音；新詩模仿自然的語言，至少也接近自然的語言，輕音字便用得多，輕音字的價值也便顯露了。這一種改變，才是新詩不能吟誦的真因；新詩大約只能讀和唱，只應該讀和唱的。唱詩是以詩去湊合音樂，且非人人所能，姑不論。讀詩該怎麼著，是我們現在要知道的。趙元任先生在《新詩歌集》裡說讀詩應按照自然的語氣，明白，清朗（大意）；曾聽見他讀《我是少年》等詩，在國語留聲機片中。但這是以國語為主，不以詩為主，故不及聽他唱新詩的有味。又曾聽見朱湘先生讀他的《採蓮曲》，用舊戲裡韻白的調子。這自然是個經濟的方法，但顯然不是唯一的方法。用這種方法讀詩，似乎還有些味兒。讀詩的方法最為當務之急，新詩音節或格律的完成與公認，一半要靠著那些會讀的人。這大概也得等待天才，不是盡人所能；但有了會讀的人，大家跟著來便容易，不像唱那麼難。朱湘先生在民國十五年曾提倡過讀詩會（見是年四月《晨報畫刊》），可惜沒有實行；現在這種讀詩會還得多多提倡才行。

　　在外國影響之下，本國的傳統被阻遏了，如上文所說；但這傳統是不是就中斷或永斷了呢？現在我們不敢確言。但我們若有自覺的努力，要接續這個傳統，其勢也甚順的。這並非空話。前《大公報》上有一位蜂子先生寫了好些真正白話的詩，記載被人忘卻的農村裡小民的生活。那些詩有些像歌謠，又有點像大鼓調，充滿了中國的而且鄉土的氣息。有人嫌它俗，但卻不缺少詩味。可惜蜂子先生的作品久不見了，又沒個繼起的人。這種努力其實是值得的。

　　五七言古近體詩乃至詞曲是不是還有存在的理由呢？換句話，這些詩體能不能表達我們這時代的思想呢？這問題可以引起許多的辯論。胡適之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許多人卻徘徊著不能就下斷語。這不一定由於迷戀骸骨，他們不信這經過多少時代多少作家錘煉過的詩體完全是塚中枯骨一般。固然照傅孟真先生的文學的有機成長說（去年在清華講演）一種文體長成以後，便無生氣，只餘技巧；技巧越精，領會的越少。但技巧也正是一種趣味；況如宋詩之於唐詩，境界一變，重新，沈曾植比之於外國人開埠頭本領（見《石遺室詩話》），可見骸骨運會之諡，也不盡確。「世界革命」諸先生似乎就有開埠頭之意。他們雖失敗了，但與他們同時的黃遵憲乃至現代的吳芳吉，顧隨，徐聲越諸先生，向這方面努力的不乏其人，他們都不能說沒有相當的成功。他們在舊瓶裡裝進新酒去。所謂新酒也正是外國玩意兒。這個努力究竟有沒有創造時代的成績，現在還看不透；但有件事不但可以幫助這種努力，並且可以幫助上述的種種；便是大規模地有系統地試譯外國詩。

　　這是本文最末的一個主張。譯專集也成，總集也成，譯莎士比亞固好，譯（Goedeu Lreaxsury也行。但先譯總集或者更方便些。你可以試驗種種詩體，舊的新的，因的創的；句法，音節，結構，意境，都給人新鮮的印象。（在外國也許已陳舊了）不懂外國文的人固可有所參考或仿效，懂外國文的人也還可以有所參考或仿效；因為好的翻譯是有它獨立的生命的。譯詩在近代是不斷有人在幹，蘇曼殊便是一個著名的，但規模太小，太零亂，又太少，不能行遠持久。要能行遠持久，才有作用可見。這是革新我們的詩的一條大路；直接借助于外國文，那一定只有極少數人，而且一定是迂緩的，仿佛羊腸小徑一樣這還是需要有天才的人；需要精通中外國文，而且願意貢獻大部分甚至全部分生命于這件大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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