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序_學達書庫

序

　　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的「史」的意念，也改變了我們的「文學」的意念。我們有了文學史，並且將小說、詞曲都放進文學史裡，也就是放進「文」或「文學」裡；而曲的主要部分，劇曲，也作為戲劇的討論，差不多得到與詩文平等的地位。我們有了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這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專史或類別的文學史。新文學運動加強了新的文學意念的發展。小說的地位增高，我們有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詞曲差不多升到了詩裡；我們有劉毓盤先生的《詞史》，雖然只是講義，而且並未完成，還有王易先生的《詞曲史》。民間的歌謠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學裡，「變文」和彈詞等也跟著升，於是乎有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這裡特別要提出的是，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稱為「詩文評」的，也升了格成為文學的一類。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僅後於《宋元戲曲史》，但到郭紹虞先生的那一本出來，才引起一般的注意，雖然那還只是上卷書。

　　從目錄學上看，俗文學或民間文學的歌謠部分雖然因為用作樂歌，早得著錄，但別的部分差不多從不登大雅之堂。詞曲發展得晚，著錄得也晚。小說發展雖早，從前只附在子、史兩部裡，我們所謂小說的小說，到明代才見著錄。詩文評的系統的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總集」類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後來演變為「詩文評」類。著錄表示有地位，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這反映著各類文學本身如何發展，並如何獲得一般的承認。

　　一類文學獲得一般的承認，卻還未必獲得與別類文學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說、詞曲、詩文評，在我們的傳統裡，地位都在詩文之下；俗文學除一部分古歌謠歸入詩裡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地位。西方文化輸入了新的文學意念，加上新文學的創作，小說、詞曲、詩文評，才得升了格，跟詩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統文學。但俗文學還只是「俗」文學；雖是「文學」，還不能放進正統裡。所謂詞曲的平等地位，得分開來看。戲曲是歌劇，屬戲劇類，與話劇平分天下。詞和散曲可以說是詩類，但就史的發展論，範圍跟影響都遠不如五七言詩，所以還只能附在詩裡；不過從「詩餘」、「詞余」而成為「詩」，從餘位升到了正位，確是真的。詩文評雖然極少完整的著作，但從本質上看，自然是文學批評。前些年蘇雪林女士曾著專文討論，結論是正的。現在一般似乎都承認了詩文評即文學批評的獨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學史的發展一面跟著一般史學的發展，一面也跟著文學的發展。這些年來我們的史學很快的進步，文學也有了新的成長，文學史確是改變了面目。但是改變面目是不夠的，我們要求新的血和肉。這需要大家長期的不斷的努力。一般的文學史如此，類別的文學史更顯然如此。而文學批評史似乎尤其難。一則一般人往往有種成見，以為無創作才的才去做批評工作，批評只是第二流貨色，因此有些人不願意研究它。二則我們的詩文評斷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則我們的現代文學裡批評一類也還沒有發展；在各類文學中它是最落後的。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的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這是從小處下手。希望努力的結果可以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並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

　　詩文評的專書裡包含著作品和作家的批評，文體的史的發展，以及一般的理論，也包含著一些軼事異聞。這固然得費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專書以外，經史子集裡還有許多（即使不更多）詩文評的材料，直接的或間接的。前者如「詩言志」，「思無邪」，「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後者如《莊子》裡「神」的意念和《孟子》裡「氣」的意念。這些才是我們的詩文評的源頭，從此江淮河漢流貫我們整個文學批評史。至於選集、別集的序跋和評語，別集裡的序跋、書牘、傳志，甚至評點書，還有《三國志》、《世說新語》、《文選》諸注裡，以及小說、筆記裡，也都五光十色，層出不窮。這種種是取不盡、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輕心，謹嚴的考證、辨析，總會有結果的。

　　我們的文學批評似乎始於論詩，其次論「辭」，是在春秋及戰國時代。論詩是論外交「賦詩」，「賦詩」是歌唱入樂的詩。論「辭」是論外交辭命或行政法令。兩者的作用都在政教。從論「辭」到論「文」還有一段曲折的歷史，這裡姑且不談；只談詩論。「詩言志」是開山的綱領，接著是漢代提出的「詩教」。漢代將「六藝」的教化相提並論，稱為「六學」；而流行最廣的是「詩教」。這時候早已不歌唱詩，只誦讀詩。「詩教」是就讀詩而論，作用顯然也在政教。這時候「詩言志」、「詩教」兩個綱領都在告訴人如何理解詩，如何受用詩。但詩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說過「論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確也說過知人論世。毛公釋「興詩」，似乎根據前者，後來稱為「比興」；鄭玄作《詩譜》，論「正變」，顯然根據後者。這些是方法論，是那兩個綱領的細目，歸結自然都在政教。這四條詩論，四個批評的意念，二千年來都曾經過多多少少的演變。現代有人用「言志」和「載道」標明中國文學的主流，說這兩個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國文學史。「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並不衝突；現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詩教」原是「溫柔敦厚」，宋人又以「無邪」為「詩教」；這卻不相反而相成。「比興」的解釋向來紛無定論；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正變」原只論「風雅正變」，後來卻與「文變」說聯合起來，論到詩文體的正變；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文學史」的意念。

　　這本小書裡收的四篇論文，便是研究那四條詩論的史的發展的。這四條詩論，四個詞句，在各時代有許多不同的用例。書中便根據那些重要的用例試著解釋這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源頭和流派。但《比興》一篇卻只能從《毛詩》下手，沒有追溯到最早的源頭；文中解釋「賦」「比」「興」的本義，也只是以關切《毛詩》的為主。「賦」「比」「興」原來大概是樂歌的名稱，和「風」「雅」「頌」一樣。這一層已經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學批評無關，我們可以不論。《毛詩》的解釋跟作詩人之意相合與否，我們也不論。因為我們要解釋的是「比興」，不是詩。

　　本文原擬名為「詩論釋辭」，「辭」指詞句而言。後來因為書中四篇論文是一套，而以「詩言志」一個意念為中心，所以改為今名。《詩言志》篇跟《比興》篇是抗戰前寫的，曾分別登載《語言與文學》和《清華學報》。《詩教》篇跟《正變》篇是近兩年中寫的。前者曾載《人文科學學報》；後者也給了《清華學報》，但這一期學報本身還未能印出。已發表的三篇都經過補充和修正；《詩言志》篇差不多重寫了一回，不過疏陋的地方必還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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