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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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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萍郢火栗四君 近年來為家人的衣食,為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著,沒有坐下閑想的工夫;心裡似乎什麼都有,又似乎什麼都沒有。萍見面時,常歎息於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於成為與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遊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著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掌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著它的威脅。大約因為我現在住著的北京,離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著「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那裡走呢?或者,那裡走呢!我所徬徨的便是這個。 說「那裡走?」是還有路可走;只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並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只是「浪漫」,與過去只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只是現在,內容豐富的只是現在,值得拼命的只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麼?果然有選路的自由與從容麼?我有時懷疑這個「有」,於是乎悚然了:那裡走呢!舊小說裡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著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那裡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著這種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三個印象 我知道這種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種子;以後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后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後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甯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雲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扎,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後後,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面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著,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著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欲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種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文學。一是說說閒話。二是寫人的愚癡;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著。四雖意在為Proletariat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只算「發政施仁」的一種變相,只算一種廉價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贊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於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 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優,豐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幾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種不幹己的呼籲,也用它不著。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儘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嘗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與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到京後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著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復地走了不知幾趟。我們緩緩地走著,快快地談著。他是勸我入黨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夥兒工作。工作的範圍並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嘗不是的——盡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離開了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幾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後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確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於是只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著了。時代與我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裡,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後相承的次序,並不指因果關係而言;論到因果關係,是沒有這麼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只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嘗不可。在這三個步驟裡,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種精神。在第一步驟裡,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裡,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咒詛家庭,咒詛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評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憐憫,適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只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麼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黨」。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党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黨化。黨的律是鐵律,除遵守與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黨的範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黨的範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黨所不能容忍。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只剩了諷刺與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儘量發洩,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著這種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党便是這種理知的權威之具體化。党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著黨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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