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論通俗化

論通俗化

　　文體通俗化運動起於清朝末年。那時維新的士人急於開通民智，一方面創了報章文體，所謂「新文體」，給受過教育的人說教，一方面用白話印書辦報，給識得些字的人說教，再一方面推行官話字母等給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說教。前兩種都是文體的通俗化，後一種雖然注重在新的文字，但就寫成的文體而論，也還是通俗化。

　　這種用字母拼寫的文體，在當時所能表現的題材大概是有限的。據記載，這種字母的確曾經深入農村，農民會用字母來寫便條，那大概是些很簡單的話。最複雜的自然的「新文體」，可是通俗性大概也就比較的最小。居中的是那些白話書報。這種白話我看到的不多，就記得的來說，好像明白詳盡，老老實實，直來直去。好像從語錄和白話小說化出；我們這些人讀起來大概沒有什麼味兒。

　　原來這種白話只是給那些識得些字的人預備的，士人們自己是不屑用的。他們還在用他們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體」，俗語的白話只是一種慈善文體罷了。然而革命了，民國了，新文學運動了，胡適之先生和陳獨秀先生主張白話是正宗的文學用語，大家該一律用白話作文，不該有士和民的分別。「五四」運動加速了新文學運動的成功，白話真的成為正宗的文學用語。而「新文體」也漸漸的在白話化，留心報紙的文體就可以知道。「一律用白話來作文」的日子大概也不遠了。

　　胡先生等提倡的白話，大概還是用語錄和白話小說等做底子，只是這時代的他們接受了西化，思想精密了，文章也簡潔了。他們將雅俗一元化，而注重在「明白」或「懂得性」上，這也可以說是平民化。然而「歐化」來了，「新典主義」來了。這配合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帶來的暫時的繁榮，和在這繁榮裡知識階級生活歐化或現代化的趨向，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於是乎已故的宋陽先生指出這是紳士們的白話，他提倡「大眾語」，這當兒更有人提倡拼音的「新文字」。這不是通俗化而是大眾化。而大眾就是大眾，再沒有「雅」的分兒。

　　然而那時候這還只能夠是理想；大眾不能寫作，寫作的還只是些知識分子。於是乎先試驗著從利用民間的舊形式下手，抗戰後並且有過一回民族形式的討論。討論的結果似乎是：民族形式可以利用，但是還接受「五四」的文學傳統，還容許相當的歐化。這時候又有人提倡「通俗文學」，就是利用民族形式的文學。不但提倡，並且寫作。參加的人有些的確熟悉民族形式，認真的做去。但是他們將通俗文學和一般文學分開，不免落了「雅俗」的老套子。於是有人指出，通俗文學的目標該是一元的；揚棄知識階級的紳士身分，提高大眾的鑒賞水準，這樣打成一片，平民化，大眾化。

　　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民間文學雖然有天真、樸素、健康等長處，卻也免不了丑角氣氛，套語爛調，瑣屑囉嗦等毛病。這是封建社會麻痹了民眾才如此的。利用舊形式而要免去這些毛病，的確很難。除非民眾的生活大大的改變，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裡裝上新酒，那麼用起舊形式來意義才會不同。這自然還是從知識分子方面看，因為從民眾裡培養出作家，現在還只是理想。不過就是民眾生活改變了，知識分子還得和他們共同生活一個時期，多少打成一片，用起舊形式來，才能有血有肉。所以真難。

　　再說普通所謂舊形式，大概指的是韻文，散文似乎只是說書：這就是說散文是比較的不發達的。原來民眾欣賞文藝，一向以音樂性為主，所以對韻文的要求大。他們要故事，但是情節得簡單，得有頭有尾。描寫不要精細曲折，可是得詳盡，得全貌。這兩種要求並不衝突，因為情節儘管簡單，每一個情節或人物還不妨詳盡的描寫。至於整個故事組織不勻稱，他們倒不在乎的。韻文故事如此，散文的更得如此，這就難。

　　然而有些地方的民眾究竟大變了，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裡裝上新酒，例如趙樹理先生《李有才板話》裡的那些段「快板」的語句。這些快板也許多少經過趙先生的潤色，但是相信他根據的，原來就已經是舊瓶裡的新酒。有了那種生活，才有那種農民，才有那種快板，才有快板裡那種新的語言。趙先生和那些農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語言寫出書裡的那些新的故事。這裡說「新的語言」，因為快板和那些故事的語言或文體都儘量揚棄了民族形式的封建氣氛，而採取了改變中的農民的活的口語。自己正在覺醒的人民，特別寶愛自己的語言，但是李有才這些人還不能自己寫作，他們需要趙先生這樣的代言人。

　　書裡的快板並不多，是以散文為主。樸素，健康，而不過火，確算得新寫實主義的作風。故事簡單，有頭有尾，有血有肉。描寫差不多沒有，偶然有，也只就那農村生活裡取喻，簡截了當，可是新鮮有味。另有長篇《李家莊的變遷》，也是趙先生寫的。周揚先生認為趕不上《板話》裡那些短篇完整。這裡有了比較詳盡的描寫，故事也有頭有尾，雖然不太簡單，可是作者利用了重複的手法，就覺得也還單純。這重複的手法正是主要的民族形式：作者能夠活用，就不膩味。而全書文體或語言還能夠莊重，簡明，不囉嗦。這也就不易了。這的確是在結束通俗化而開始了大眾化。

　　《燕京新聞》，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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