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者》發刊詞|鄭振鐸

《編輯者》發刊詞

　　在這個急驟變動著的大時代裡，我們的責任是不很輕微的。我們既醒悟了以前一切的錯誤，我們要策劃著我們將來的正當的軌轍。

　　拿筆桿的人們，即向來被稱為「士大夫」的一個階級，在過去的無數年代裡，確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享用著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過的政治與經濟上的特權。一般民眾都只有義務而無權利。而腆然自居於「四民」之首的士，卻只有權利而無義務，他們一旦穿上了「藍衫」，即一旦由農工商中被選拔出來之後，立即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不納稅，不服工役。他們是統治階級的候補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在朝為官，居鄉為紳。這樣的一個階級，在更遠的時代，是貴族，而在二千年來便是「士」。

　　四民之首的「士」不僅握捉住政治經濟上的特權，更還獨佔著人間的知識與學問。自詩人到經師，自醫士到幕客，自治河到救荒，又無不是「士」的事業。「士」在享用了政權之外，還永占著社會上的賓與師的地位。

　　但一個大轉變的時代終於到了。這個大轉變的時代的到來，使「土大夫」的地位急驟的下降。他們整個的階級逐漸的崩壞了；他們的種種特權逐漸的被剝削了；他們的獨佔的一切東西也一一的被強讓出去了。他們由一個具有特權的統治階級，一變而成為與一般民眾無殊的「民眾」之一部分；他們由崇高的賓師之位，跌落到成為普通的被雇用者與自由職業者。他們由傲然自命的社會的柱石，一變而成為大社會中隨波逐浪的平凡分子。

　　時代的推進，既使拿筆桿的人們失去了他們固有的崇高的地位，而同時因了新興資本勢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壓，更使他們于失去了傳統的傲慢之外，發生了新的自覺。拿筆桿的人們開始明白，筆桿與算盤、犁耙、斧尺等等是同一的謀生的工具，並不比他們更高尚或更能幹。

　　他們明白傳統地位與特權的失去，不僅不足以惋惜，還更能使他們認識了真實的社會的地位，確定了人類的生存的意義，與乎共同努力的方向與軌轍。他們是由二千年來可羞恥的地位解放出來了。由了這個解放，他們才回復了「人」的正當生活。

　　這當然應該感謝我們的這個大時代。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又開始擺放在他們面前來。新興的資本勢力的壓迫，使拿筆桿的人們又遇到一個厄運。這個厄運如今正在開始，要變什麼式樣，我們實難預料。但有一點，我們是可以明白的，這種新的壓迫，只能增加了他們向前奮鬥的勇氣，與更清楚的認識了自己的真實的力量與責任，並不能絲毫搖撼到他們的自信與生存。

　　老實說，拿筆桿的人們，實在並不曾忘卻他們的力量與責任。他們相信，人類社會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們之需要食糧一樣的迫切；特別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識未開的中國，拿筆桿的人們的責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一切科學知識，都未徹底的移殖進來，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還有待于將來的出現；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識字的民眾，正嗷嗷待哺的有待於最原始的啟蒙運動的進展。這都使拿筆桿的人們不能不旦夕的感到「不足」，與發生要擔負了這些啟蒙運動與移殖事業的雄心的。為了人類，為了中國，他們都是不能放棄了這些明顯的擺放在他們面前的責任的。

　　「編輯者們」只是拿筆桿的人們裡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為力雖微，我們卻也並不願放棄了那些重要的責任，更不敢忽視了自己所擔負的職務與力量。

　　我們，一部分的編輯者們，是在全國最大的一個出版機關裡的。我們明白這個出版機關，由它的偉巨的印刷機上所播散出去的東西，是具有不能自知的偉巨的影響的。它可以發生了很大的良好的影響，也可以產出無限量的有毒的丑類。在過去的許多時代，它是戰戰兢兢謹慎小心的。它的動作雖並不很快，但卻是時時都不願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傳播給社會的。這是可自信的一件事實。

　　現在，在迫切的知識的需要情形之下，我們更要使它充分的發展其可能的力量，以傳播移殖重要的科學，文化的出版物與乎啟蒙運動的書籍圖表。我們更要就我們力之所能及，督促監視著它。不使其為了「利令智昏」，而印刷任何有毒害的東西，我們要使它充分的善用其力。為了這，我們或許要不客氣的批評當事者的舉措——但卻始終是站在我們的善意的督責的地位上的。

　　若有任何無理的新的壓迫，憑藉了資本勢力而加到我們的身上，則我們更將不惜任何犧牲與之周旋；決不退卻，決不反顧。而本刊便是我們的力量之一。但我們始終是要站在和平的立場上，低頭的做著我們所應該做的工作的。

　　在這個急驟變動著的大時代裡，我們的責任是不很輕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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