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先生(4)|鄭振鐸

林琴南先生(4)

　　四

　　林琴南先生的翻譯，據我所知道的，自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起，至最近的翻譯止，成書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種；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種是已經出版的，有十種則散見於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小說月報》而未有單刻本，尚有十四種則為原稿，還存于商務印書館未付印。也許他的翻譯不止于此，但這個數目卻是我在現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在這一百五十六種的翻譯中，最多者為英國作家的作品，共得九十三種，其次為法國，共得二十五種，再次為美國，共得十九種，再次為俄國，共得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各得一二種。尚有不明注何國及何人所作者，共五種。這些翻譯大多數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只有《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及《滑鐵廬戰血餘腥記》二書由文明書局出版，《青鐵》及《石麟移月記》（此二書俱為不注明何國何人所作者。）由中華書局出版而己；至於《黑奴籲天錄》一書，則不知何處出版。

　　就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論，則較著名者有莎士比亞（W.Shakespeare），地孚（Defoe），斐魯丁（Fielding），史委夫（Swift），卻爾司·蘭（Charles Lamb），史蒂文生（L.Stevenson），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史各德（Scott），哈葛德（Haggard），科南·道爾（Conan Doyle），安東尼·賀迫（Anthony Hope）（以上為英）；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以上為美）；預勾（V.Hugo），大仲馬（Alexander Dumas），小仲馬（Alexander Dumas,fil），巴魯薩（Balzac）（以上為法）；以及伊索（AEsop）（希臘），易蔔生（Ibsen）（挪威），威司（Wyss）（瑞士），西萬提司（Cerventes）（西班牙），托爾斯泰（L.Tolstoy）（俄），德富健次郎（日本）等。在這些作家中，其作品被林先生譯得最多者為哈葛德，共有《迦茵小傳》，《鬼山狼俠傳》，《紅礁畫槳錄》，《煙火馬》等二十種；其次為科南·道爾，共有《歇洛克奇案開場》，《電影樓臺》，《蛇女士傳》，《黑太子南征錄》等七種；再次為托爾斯泰，小仲馬及狄更司，——托爾斯泰有六種，為《現身說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關頭》（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恨縷情絲》（Krentzer Sonata and the Family Happiness），《羅刹因果錄》，《社會聲影錄》（Russian Proprietor）（以上三種為短篇小說集）及《情幻》；小仲馬有五種，為《巴黎茶花女遺事》（Le Dame aux Camélias），《鸚鵡緣》，《香鉤情眼》（Antorine），《血華鴛鴦枕》，《伊羅埋心記》；狄更司有五種，為《賊史》（Oliver Twist），《冰因緣》（Dombey and Son），《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兒傳》（Old Curiosity Shop），《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再次為莎士比亞，史各德，華盛頓·歐文，大仲馬——莎士比亞有四種，為《凱撒遺事》（Julius Caesar），《雷差得紀》（Richard Ⅱ），《亨利第四紀》（Henry Ⅳ），《亨利第六遺事》（Henry Ⅵ）；史各德有三種，為《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劍底鴛鴦》（The Betrothed）；華盛頓·歐文有三種，為《拊掌錄》（Sketch Book），《旅行述異》（Tale of Travellers），《大食故宮餘載》（Alhambra）；大仲馬有二種，為《玉樓花劫》（Le Chevatier De Maison-Rogue），《蟹蓮郡主傳》（Contess de Charney）；其他諸作家俱僅有一種：伊索為他的《寓言》，易蔔生為《梅孽》（Ghosts），威司為《鸇巢記》（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西萬提司為《魔俠傳》（Don Quixote），地孚為《魯濱孫飄流記》（Robinson Crusoe），斐魯丁為《洞冥記》，史委夫特為《海外軒渠錄》（Gulliver's Travels），史蒂芬生為《新天方夜譚》（New Arabian Nights），卻爾斯·蘭為《吟邊燕語》（Tales from Shakespeare），安東尼·賀迫為《西奴林娜小傳》，史拖活夫人為《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預勾為《雙雄義死錄》（Ninety-three），巴魯薩為《哀吹錄》（短篇小說集），德富健次郎為《不如歸》。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爾與哈葛德二人的之外，其他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此外，大約是不會再有什麼很著名的作家與重要的作品列於他的「譯品表」之內了。

　　我們見了多個統計之後，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謝林琴南先生，因為他介紹了這許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給我們，但一方面卻不免可惜他的勞力之大半歸於虛耗，因為在他所譯的一百五十六種的作品中，僅有這六七十種是著名的（其中尚雜有哈葛德及科南·道爾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說二十七種，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種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這大概不能十分歸咎于林先生，因為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國文字的，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與他合作的口譯者之身上，如果口譯者是具有較好的文學常識呢，他所選擇的書便為較重要的，如果口譯者沒有什麼知識呢，他所選擇的書便為第二三流的毫無價值的書了。林先生吃了他們的虧不淺，他的一大半的寶貴的勞力是被他們所虛耗了。這實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只有魏易及王慶通是他的較好的合作者。）在林譯的小說中，不僅是無價值的作家的作品，大批的混雜於中，且有兒童用的故事讀本。如《詩人解頤語》及《秋燈譚屑》之類；此二書本為張伯司（Chambers）及包魯溫（Baldwin）所編的讀本，何以可算作什麼「筆記」呢！

　　還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為他的口譯者所誤的：小說與戲劇，性質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卻把許多的極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添進了許多敘事，刪減了許多對話，簡直變成與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書了。如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撒遺事》以及易蔔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了——原文的美與風格及重要的對話完全消滅不見，這簡直是步武卻爾斯·蘭在做《莎氏樂府本事》，又何必寫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亞」及「原著者易蔔生」呢？林先生大約是不大明白小說與戲曲的分別的——中國的舊文人本都不會分別小說與戲曲，如《小說考證》一書，名為小說，卻包羅了無數的傳奇在內——但是口譯者何以不告訴他呢？

　　這兩個大錯誤，大約都是由於那一二位的口譯者不讀文學史，及沒有文學的常識所致的。他們僅知道以譯「閒書」的態度去譯文學作品，於是文學種類的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確有不朽的價值與否，足以介紹與否，他們也不去管他；他們只知道隨意取得了一本書，讀了一下，覺得「此書情節很好」，於是便拿起來口說了一遍給林先生聽，於是林先生便寫了下來了。他之所以會虛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譯無價值的作品，且會把戲劇譯成了小說者，完全是這個原因。

　　林先生的翻譯，還有一點不見得好，便是任意刪節原文。如法國預勾的《九十三》（Ninety-three），林先生譯之為《雙雄義死錄》，拿原文來一對，不知減少了多少。我們很驚異，為什麼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譯成了中文卻變了一本薄薄的了？——中國的以前的譯者多喜刪節原文，如某君所譯之托爾斯泰的《復活》（改名《心獄》）不及原文三四分之一，魏易所譯之狄更司的《二城記》（Tale of Two Cities）也只有原文三分之一。——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其過恐怕還在口譯者的身上；如《九十三》，大約是口譯者不見全文，誤取了書坊改編供兒童用的刪節本來譯給林先生聽了。至於說是林先生故意刪節，則恐無此事。好在林先生這種的翻譯還不多。至於其他各種譯文之一二文句的刪節，以及小錯處，則隨處皆是，不能一一舉出。尚有如把易蔔生的國籍挪威改為德國之類，亦系口譯者之過而非林先生之誤。

　　總之，林先生的翻譯，殊受口譯者之牽累。如果他得了幾個好的合作者，則他的翻譯的成績，恐怕決不止於現在之所得的，錯誤也必可減少許多。林先生自己說：「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這是如何悲痛的一句話呀！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統計林先生的翻譯，其可以稱得較完美者已有四十餘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所以我們對於林先生這種勞苦的工作是應該十二分的感謝的。

　　在那些可以稱得較完美的四十余種翻譯中，如西萬提司的《魔俠傳》，狄更司的《賊史》，《孝女耐兒傳》等，史各德之《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譯本。沈雁冰先生曾對我說，《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除了幾個小錯處外，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譯文中的人物也描寫得與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樣，並無什麼變更。又如《孝女耐兒傳》中的一段：

　　胖婦遂向主婦之母曰：「密昔司幾尼溫，胡不出其神通，為女公子吐氣？」此密昔司圭而迫者，即密斯幾尼溫也。「以夫人高年，胡以不知女公子之楚況？問心何以自聊！」幾尼溫曰：「吾女之父，生時苟露溫色者，吾即……」語至此，手中方執一巨蝦，斷其身首，若示人以重罰其夫，即作如是觀耳。胖婦點首知旨，贊曰：「夫人殊與我同趣。我當其境，亦複如是。」幾尼溫曰：「尊夫美善，可以毋濫其刑。夫人佳運，乃適如吾，吾夫亦美善人也。」胖婦曰：「但有其才，即溫溫無試，亦奚不可。」幾尼溫乃顧其女曰：「貝測，餘屢詔汝，宜出其勇力，幾於長跽乞哀，汝乃不吾聽，何也？」密昔司圭而迫聞言微哂，搖其首不答。眾人咸慍密昔司之柔懦，乃同聲奮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輩之言置若罔聞。且吾輩以忠良相質，弗聽即為愎諫。君即自甘淩虐，亦宜為女伴衛其垣墉，以滋後悔。」語後，於是爭舉刀叉，攻取麵包，牛油，海蝦，生菜之屬，猛如攻城，且食且言曰：「吾氣填胸臆，幾於不能下嚥。」

　　像這種文調，在中國可算是創見。我們雖然不能把他的譯文與原文一個字一個字的對讀而覺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氣讀了原文，再去讀譯文，則作者情調卻可覺得絲毫未易；且有時連最難表達於譯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譯文中也能表達出；有時，他對於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樣的譯出。這種地方，我們讀上引的一段譯文中頗可看出。

　　中國數年之前的大部分譯者，都不甚信實，尤其是所謂上海的翻譯家；他們翻譯一部作品，連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時且任意改換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變為他們所自著的；有的人雖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刪改原文之處，實較林先生大膽萬倍。林先生處在這種風氣之中，卻毫不沾染他們的惡習；即譯一極無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且對於書中的人名地名也絕不改動一音。這種忠實的譯者，是當時極不易尋見的。

　　離開他的翻譯的本身價值不講，林先生的翻譯工作在當時也有很大的影響與功績。這可以分幾方面來說：

　　第一，中國人的關於世界的常識，向來極為淺窄：古時以中國即為「天下」者無論，即後來與歐美通商之後，對於他們的國民性及社會組織也十分的不明了。他們對於歐美的人似乎以異樣的眼光去看，不是鄙之為野蠻的「夷狄」，便是崇之為高超的人種。對於他們的社會內部的情形也是如此，總以為「他們」與「我們」是什麼都不相同的，「中」與「西」之間，是有一道深溝相隔的。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繼續的介紹了一百五十余部的歐美小說進來，於是一部分的知識階級，才知道「他們」原與「我們」是同樣的「人」，同時，並了然的明白了他們的家庭的情形，他們的社會的內部情形，以及他們的國民性。且明白了「中」與「西」原不是兩個絕然相異的名詞。這是林先生大功績與影響之一。

　　第二，中國人自屢次為歐美人所戰敗後，對於他們的武器以及物質的文明，起了莫大的向慕心，於是全國都汲汲的欲設立兵工廠，造船廠，欲建築鐵路，欲研究「聲光」理化之學；他們以為中國的道德、文學及政治是高出於一切的，不過只有這些物質的文明不如「西人」而已。這時的呼聲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到了後來，大家看出中國的舊的政治組織的根本壞處了，於是又向慕歐美的立憲政治與共和政治。他們那時以為中國的政治組織之腐敗，之不如歐美，是無可諱言的，於是或大呼「君主立憲」，或大呼「革命，共和」。然而大多數的知識階級，在這個時候，還以為中國的不及人處，不過是腐敗的政治組織而已，至於中國文學卻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麗的，決沒有什麼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們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紹了不少的西洋文學作品進來，且以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於太史公，於是大家才知道歐美亦有所謂文學，亦有所謂可與我國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這也是林先生的功績與影響之一。

　　第三，中國文人，對於小說向來是以「小道」目之的，對於小說作者，也向來是看不起的；所以許多有盛名的作家絕不肯動手去做什麼小說；所有做小說的人也都寫著假名，不欲以真姓名示讀者。林先生則完全打破了這個傳統的見解。他以一個「古文家」動手去譯歐洲的小說，且稱他們的小說家為可以與太史公比肩，這確是很勇敢的很大膽的舉動。自他之後，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自他之後才開始了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中國近二十年譯作小說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說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與影響的。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譯集《點滴》序上說：「我從前翻譯小說，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響。」其實不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譯小說的人，即創作小說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響的。小說的舊體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歐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華盛頓·歐文、大仲馬、小仲馬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為中國人所認識。這可說，是林先生的最大功績。

　　所以不管我們對於林先生的翻譯如何的不滿意，而林先生的這些功績卻是我們所永不能忘記的，編述中國近代文學史者對於林先生也決不能不有一段的紀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