譴責小說|鄭振鐸

譴責小說

　　大家似乎都以異樣的懷疑的眼光去看小說家。「某人是做小說的」，說這句話的人，對於這一位小說家至少總有些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大家都以為小說家是一位偵探，似欲偵探人家的陰事而寫之於紙上的；是一位輕薄的無賴，常以宣佈人家閨閣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為唯一的任務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傷道德名譽的事，隱約的筆之於書的。當小說家靜聽人談話時，或眼光射到某處時，大家便以為是在搜尋他的小說材料。

　　於是大部分的人，對於小說家都抱敬而遠之的態度，都具有一種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

　　為什麼大家對於小說家會有這樣的一種異樣的態度呢，為什麼他們會如此誤會我們的小說家呢？

　　這有一個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說家，對小說家起這種誤會，其責任的一大部分，應該由近數十年來在那裡做流行一時的「譴責小說」的人擔負。

　　原來我們中國人的做小說，一向很喜歡用真實的人物為書中的人物。所謂「演義」自然是以歷史上的人物為書中的人物。其餘小說，如《今古奇觀》一類的東西，也有一部分是以當時盛傳的實事為他們的題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寫的人物，差不多個個都是真的人，杜少卿、慎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莊征君就是程綿莊，馬純上就是馮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權勿用就是是鏡，其他諸人物也都可考。《品花寶鑒》是敘畢秋帆、袁子才、蔣苕生、張船山諸人的，《花月痕》亦有人謂是敘李次青、左宗棠諸人的。因此讀小說的人，養成了每欲探按書中某某人物的背後是某某人的習慣。除了幾十部歷史小說，如《北宋楊家將》、《粉妝樓》等，以及其他性質的小說，如《包公案》、《鏡花緣》、《西遊記》之類外，差不多沒有一部小說不被讀者如此的猜索著的。《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有人猜以為是嚴世蕃。《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有人猜以為是納蘭容若，有人猜以為是清世祖，又有人猜以為是某一個人。其他林黛玉、薛寶釵，以至襲人、晴雯，也以為各暗指一個人。總之，由我們的讀者看來，大部分的小說都是有所為而作的，都是以筆墨報仇的，不是譴責時人，便是嘲罵時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數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實有其人的。到了近來，「譴責小說」的作者日益多，這種小說日益風行，於是益證實我們的讀者的「小說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這個主張的正確。

　　「譴責小說」大約是始于南亭亭長的《官場現形記》一書罷。此書之出，正當我們厭倦腐敗的官僚政治，嫉惡當代的貪庸官吏之時。南亭亭長的嚴厲的責備，與痛快的揭發他們的醜惡，敘寫他們的「暮夜乞憐，白晝驕人」之狀，使時人的鬱悶的情緒為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際，飲進了一杯涼的甜水，大家都覺得痛快爽暢。於是這一部書便大為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及什麼《新官場現形記》、《續官場現形記》之類，都陸續的出來了。《留東外史》也為此著而出現，益張「譴責小說」的旗幟。這個時候，小說真成了譴責的工具，小說家真成為人家隱事的偵探者與揭發者了。其流風至於今而未衰。什麼《人間地獄》、《黑暗上海》，什麼《上海水滸》等等，都是以真實的人物為書中的人物，以譴責的態度，為他們的敘寫的態度的。於是大家對於所謂「小說家」便有一種異感，以他們為偵探、為輕薄的無賴，為好揭發或造作人的陰私的下流人。

　　這種的「譴責小說」，可算為偉大的或上等的小說麼？這種的小說家可算為偉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說家麼？以我想，決不能的。

　　我們要知道，小說的重要任務，本不在於揭發或布露人間的黑幕——至於揭發某某人的陰事，更是「自鄶以下」的無聊而且卑下的舉動了。小說家的態度，本不當為冷笑的，譴責的，嘲罵的。小說家要敘寫實事，要以真實的人物為他們的人物，本也無妨。然以冷笑的，譴責的，嘲罵的態度對於他的人物，卻是決不可的。以揭發或布露某某人的陰私為目的，卻更是萬萬不可以有的舉動。這種舉動，使小說的尊嚴，被污辱了，使尊榮的可愛的小說家，被人看得卑賤了。什麼時候這種小說可以絕跡，什麼時候我們的尊榮可愛的小說家便可以被大家以親切的面目，崇敬的態度相待了，小說的尊嚴，便也可以恢復了。

　　「那末，」有人問，「小說的重要任務，該是什麼呢？小說家的態度該是怎樣的呢？」

　　把永在的憂鬱與喜悅，把永在的戀愛與同情，寫在小說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曆其境，又且句句話是他們自己所欲說而未說，而不能說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擴大；人的勞苦，鬱悶，犧牲，自己所未能告訴的，作者已為他告訴出，敘寫出了。他給讀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熱情，自己的心腑，都捧獻出，他有時表滿腔的同情于他所創造的人物，有時完全以旁觀的態度對待他。但止於旁觀而已，卻並不再進的譴責他，冷笑他，嘲罵他。柴霍甫寫他的一個可愛的人，原想把她寫得壞的，結果卻把她寫得異常的可讚頌，異常的可愛。西萬提司寫吉訶德先生，粗看之，好象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後來，卻什麼人也會為這個愚而誠的武士所感動了。狄更司的《賊史》，寫猶太人法金那樣的可惡可恨，他的《滑稽外史》，寫英國某鄉的教師那樣的殘忍下流，然他對他們所持的態度仍是極嚴肅的，不譴責，也不嘲罵。小說的任務便是如此，小說家的態度，便是如此。

　　沒有一部偉大的上等的小說是專以揭發人的隱事，人間的黑幕為他的目的的。沒有一個偉大的上流的小說家是持冷笑的、嘲罵的態度來敘寫他的人物的。

　　「然而，」又有人為譴責小說辯護，「他們對於社會上的惡人，不是也可以給些懲戒麼？」

　　不能的。小說本不是懲戒惡人的工具，惡人也未必因被寫入小說而知所顧忌，我們中國的人本來有喜談人隱事的習慣，本是最沒有同情心的，對一切人，對一切事，都冷笑，譴責，嘲罵。而這種譴責小說恰正是投他們之所好，恰足以助長他們這種的惡習慣與惡態度。我們欲使中國前進，欲使中國人變為有同情心而懇切，嚴正的，便須先撲除這一類的譴責小說。

　　我們的小說家，為什麼不移你們的筆端，移你們的眼光，向更遠大，更可寫的地方望去，寫去呢？永遠的被人視為偵探，視為輕薄的無賴，視為刻毒的下流人，永遠的不能得人親切的同情，這是可以忍受的麼？

　　我們要光復小說的尊嚴——要改正大家對於小說家的敵視態度——不可救藥的職業小說家也許不足以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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