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遺產問題|鄭振鐸

中國文學的遺產問題

　　許多人提出了「文學遺產」問題。人類的文明有一部分是以人類的血與肉，淚與汗建築起來的。當我們徘徊于埃及荒原上的金字塔旁，或踏上了羅馬鬥獸場的石階，或躑躅在雅典處女神廟的遺址而不忍離開的時候，我們曾否想到：這些弘偉壯麗的先民的遺產，乃是以無量數的奴隸的血與肉，淚與汗所堆砌而成！這可怕的膏血塗抹的遺產，顯示出來的是蹂躪與鞭打，鐵鎖與饑餓，他們無限淒涼的被映照在夕陽的金光裡，仿佛每一支斷柱，每一塊巨瓦廢磚，都會開口訴述出人類是如何的在驅使、鞭策、奴役自己的圓顱方趾的兄弟們。差不多，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的所在，沒有一所不是可以使我們想像到那可怕的過去的。

　　文學的遺產在其間卻是最沒有血腥氣的——雖然有一部分也會被嗅到一點這種氣息，和顯露出些過去文士們的諛媚的醜態。

　　一部人類的歷史，便是一本血跡斑斑的相斫書，或可以說，人類的歷史，是以血寫成的。這相斫書到什麼時候才告個了結，這歷史，到什麼時候才不再會以血去寫它，那是，誰也不能知道。——然而有人是在努力著，在呼號著，想要把血淋淋的筆從薩坦手上搶去了；而用自己的和平的心，清瑩的墨水，去寫成自己的歷史；雖然他們還不曾說服了大多數的為魔鬼的狂酒所醉的帝國主義者們。

　　但在其間，人類的文學的歷史，卻比較的是以具有偉大心胸的文士們的同情的熱誠的筆寫成的；——雖然也有一部分是曾被媢嫉、諛媚、憤咒的煙氣糾繞於中。

　　所以在人類的許多遺產裡，文學的遺產也許是最足以使我們誇耀自己的文明與偉大的。

　　我們憧憬於歌中之歌的景色。我們沉醉於《依利亞特》、《奧特賽》的歌唱。我們被感動於釋迦摩尼的自我犧牲的「從井救人」的精神。我們為希臘悲劇所寫的人與運命的爭鬥，生命與名譽或正義的選擇的糾紛，而興奮，而慷慨悲歌。

　　我們也為無窮盡的冗長而幻怪百出的印度、阿剌伯的故事所迷惘。我們也為《吉訶德先生傳》而笑樂，而被打動得欲泣。為《韓米雷德》、為《麥克伯》、為《仲夏夜夢》而惹得悲鬱的想，或輕鬆的笑。為《神曲》、為《新生》、為《失樂園》、為《仙後》、為《剛脫白萊故事》、為《十日談》而感受到新鮮的弘偉的感覺。

　　我們也為歌德、席勒、拜侖、雪萊、盧騷、福祿貝爾諸人的作品，而感泣，而奮發，而沈思，而熱情沸騰。

　　我們也為囂俄、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易卜生、柴霍甫、狄更司、高爾基、高爾斯華綏諸人的小說、戲曲所提醒，所指示，而憤懣，而悲戚，而欲起來做些事。

　　乃至奧維特的《變形記》，中世紀的《玫瑰與狐狸》，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史格得的《薩克森劫後英雄略》等等，也各給我們以許多的問題，許多的資料，和許多的愉快的感覺。

　　這些，都足以表示我們的人群裡，自古來，便有許多不是渴欲飲血，「欲苦蒼生數十年」的英雄的模式的人物。他們具有偉大、和平的心胸，救世拯溺的熱情，精敏銳利的眼光，與乎豐富繁賾的想像，以不忍人之心，發為不忍人之呼號。他們的工作的結果是偉大而永久的。

　　在人類的歷史裡，屬他們的一部分是不被嗅出血腥氣來的。

　　而在想從薩坦手裡奪去了血淋的那支巨筆，不使他們再以人的血書寫下去的人們裡，他們也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這些世界的不朽的文學遺產裡，中國也自有其偉大的可以誇耀的一份兒。

　　但這所謂「以文立國」的古老的國家，究竟產生了什麼呢？

　　當希臘的荷馬、阿士齊洛士，印度的釋迦摩尼、瓦爾米基在歌唱，在說道，在演奏他們的偉大的著作的時候，我們的孔子和屈原也已誕生於世。這幾千年來，是不斷的在產出無量數的詩歌、戲曲、小說、散文來。

　　在這無量數的詩、劇、小說與散文的遺產裡，究竟是有若干值得被稱為偉大的，值得永久的被贊許著的。

　　碎磚破瓦是太多了，簡直難得一時清理出那一片文學的古址出來。有如披沙淘金似的，沙粒是無量數的多。

　　假如把沙粒當作了金砂，那不是很無聊的可悲的情形麼？但金砂是永遠的在閃閃作光的，並不難於揀出。

　　為了幾千年來，許多的文人學士們只是把文學當作了宮庭的供奉之具，當作了個人的泄發牢騷，表弄醜態的東西，於是文學便被個人主義與實用主義壓迫得透不過氣來。

　　「不學詩，無以言」，「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這些便都是淺而狹的實用主義的呼聲。這些作品便占了我們文學遺產的一大部分。他們只是皇帝的應聲蟲，只是皇帝的弄人；被誇稱為「文學侍從之臣」的人物，原來也不過是優旃、優孟之流，東方朔自訴得最痛快！楊循吉、徐霖輩受不了那不平的待遇，卻硬抽身跑脫了。（其實也只是露骨些的不平的待遇。）

　　然而被籠絡住了的「文學侍從之臣」們，卻在自欺欺人的鳴盛世的太平，為皇家作忠實的走狗；還在洋洋得意的訓誨、教導著無窮盡的青年們走上他們的道路。

　　然而「登龍無術」的被淘汰了的文人們，為了身子矮，吃不到葡萄，卻只好嚷著葡萄酸，其實是一樣的熱中！在那談窮訴苦的呼聲裡面，我們看出了他們的希求。只要拋下了一塊骨頭，他們還不爭著搶麼？尤侗寫他的《鈞天樂》傳奇的時候，是那樣憤懣不平；然而不久異族的皇帝，招他來做「侍臣」了，他便貼然的跪拜嵩呼，而且還將那些「胡服胡冠」，圖而傳之久遠！這還不夠使人見了感得渾身不舒服麼？

　　這些純以個人主義或個人的利祿功名的思想為中心的作品，又占了我們的文學遺產的一大部分。

　　那末，我們所留下的有些什麼呢？還不該仔細的揀選、表彰著他們麼？

　　在無量數的黃沙堆裡，金砂永遠是閃閃的在作光，並不難於把他們揀出。

　　假如我們把黃砂也當作了金粒，而呼號的鼓吹著，那末這錯誤是可以補救的麼？

　　我們要放大了眼光，在實用主義與個人主義以外的作品裡去揀。我們不需要供奉文學，也不需要純以個人的富貴功名為中心的牢騷文學，我們所需要的是更偉大的更具有永久生命的作品。而這些偉大的作品，在我們的文學遺產裡，卻並不是少！

　　所以，提出了文學遺產問題，並不是說，一切的醜態百出的東西，都可以算作遺產，我們真正的偉大的遺產，足以無愧的加入世界文學的寶庫中者，還要待我們用敏銳博大的眼光去揀選！至於怎樣的揀選以及揀選的標準的問題，那是另外一會事，需要許多人來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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