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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諸宮調考(15)


  就右列者論之,董解元的這部書,較之元稹《會真記》本文,不同者有八點:第一,《會真記》說崔氏孀婦與張生有親,乃生之異派之從母,董書無之;第二,《會真記》敘張生的初見鶯鶯,在亂定後的宴席上,董書則著重於寫亂前張生與鶯鶯在寺中庭間的初會;第三,《會真記》說張生與蒲將之黨有舊,請吏護之,故崔氏不及于難,董書則說張生與杜確有舊,並發生許多對壘戰鬥的情景;第四,《會真記》敘張與鶯的相戀,並未提及崔氏夫人的覺察出來的事,董書則著重于崔夫人的不許婚及後來的發覺出來他們的相戀;第五,《會真記》說鶯鶯在與張臨別的前夜,為生奏琴,董書則說是張生在未成戀時以琴聲挑鶯;第六,《會真記》寫張生因文調及期,別鶯而西,董書則敘張、鶯相戀事,為崔夫人發現後,張乃別鶯而去;第七,《會真記》敘張、鶯的相絕,乃出於張生的自動,董書則敘張生的久未通問於鶯,系因他的臥疾;第八,《會真記》敘張、鶯各有所嫁娶後,張欲以外兄之禮見,但為鶯所拒,自此永絕,董書則敘鶯雖複與鄭恒定婚,但心實在張,見張後,二人便欲同死,後用法聰計,偕奔蒲州,始正式成了姻眷。

  大約董解元的措置崔、張的故事,於可能的地方總要儘量的保全原來的故事的面目,只更加以放大,或加以細膩的描狀而已;但于原來故事的不甚合理,或說不通,或為一般人所萬不能瞭解處,便加以改削或增添。例如,張生的無故與鶯絕,卻發出了一片女色不可戀的大道理來,實在太不近人情,且太突然,萬非一般人所可領會,故董解元不得不將這一段加以改造。又最後的不團圓的結局,也當為時人所不喜,故董解元也勉強的,抬出一個法聰,又抬出一個白馬將軍來,為他們主持一切,強行彌補其不能團圓的缺憾。更為了要場面的熱鬧,為了求波瀾的起伏,董解元也引進了當時流行的熟套的串插,以期得到多數聽眾的一些興趣。究竟諸宮調是真實的大眾化的文藝的一種,離不開群眾的要求與趣味,故不得不如此。

  最重要的串插,第一項便在描寫張、鶯初相會的情景。元人的《王煥百花亭》劇,《李亞仙詩酒麴江池》劇,《李素蘭風月玉壺春》劇等等,也都是如此的趨重于初會的描寫。可見這種初戀的情景乃是群眾所深喜的一幕。或者,這一幕的情景,恰好和印度大詩人Kalidasa的Shukatala劇的首幕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項重要的串插,是孫飛虎與法聰和尚的鬥爭,以及那一場寺前的相殺的活劇。這增加了說唱的活氣與緊張不少。剛剛在描寫著少年少女的初戀而忽插入一場大排場的震人心肺的鬥殺與危急的圍困,當然是消除單調的最好的調濟。

  第三項的串插,是老夫人的拒婚與阻難。這乃是董書中重要的關鍵。假如直截了當的許了婚,便無後文的許多聽琴、傳書等等的把戲可做了。每一個戀愛劇,都該有許多平地的風波,每一場男女的相戀,都便要來一場嚴父或老母或其他人物的間阻與作難,阻力愈多愈大,戀愛的熱力便愈增加。這大約是世間的一個常例吧。

  這幾個串插的所以加入,確可以幫助崔、張的故事增加了不少的緊張、活氣與吸引力。

  還有紅娘的著重,也是很可注意的。在《會真記》裡,紅娘頗為張生盡力,但成戀後,她便不見了。在董書裡,她卻是一個比鶯鶯更在場中活躍著的人物。

  最後,張生的「琴挑」一幕,作者難免不是受了《會真記》裡鶯鶯的奏彈的事的影響;但與其這樣說,或者還不如說,他是更深的受著司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的暗示的罷。蓋相如、文君的遇合,恰正有些像張、鶯的。

  又,張生在夢中見到鶯鶯的來投奔,那情節也顯然是得之于唐人的《倩女離魂》的暗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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