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四十三章批評文學的復活(2)

第四十三章批評文學的復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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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宋代卻是一個批評精神復活的時代。我們不能因為其「無當大雅」的詩話之多，便抹殺了這個時代的重大的成就。從六朝以後，批評的精神便墮落了。唐代是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卻不是批評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時期。唐人批評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專門的批評著作。他們對於古籍的評釋，其態度往往同於漢儒：只有做著章解句釋的工夫，並不曾更進一步而求闡其義理。宋人便不同了。很早的時候，他們便已有勇氣來推翻舊說，用直覺來評釋古書。他們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從古人，知道從書本裡求得真義與本相。於是漢、唐以來許多腐儒的種種附會的像癡人說夢似的解釋，便受到了最嚴正的糾正。這種風氣，從歐陽修作《毛詩本義》，鄭樵作《詩辨妄》以來，便盛極一時。南宋中葉的朱熹，便是這一派批評家的代表。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登紹興進士第。曆事高、孝、光、寧四朝。終寶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寶慶中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熹在當時，講正心誠意之學，頗為時人所妒恨。但從游弟子甚多，其勢力也極大。他對於經典古籍，多有解釋。在其《語錄》及文集裡，也有不少關於文學批評的重要的貢獻。惟其最重要的見解，則在把《詩經》和《楚辭》兩部偉大的古代名著，從漢、唐諸儒的謬解中解放出來，恢復其本來面目，承認其為偉大的文學作品。這個功績是極大的。他的批評的主張，在《詩集傳》及《楚辭集注》的兩篇序上，也可以看出一個大體來。他對於詩的起源，有很正確的見解：

　　或有問于餘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諮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打倒了《毛詩序》，發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裡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其情者也。」更發見鄭、衛諸風中的情詩的真價，而反對毛氏的美刺之說（他於《集傳》後，更附《詩序辨說》，專辨《詩序》的得失）。這是很痛快的一個真實的大批評家的見解！他不僅發見古代幾十篇的美雋的情歌而已，他直是發見了文學的最正確的真價！他的《楚辭集注》也把《楚辭》的真面目從王逸諸人的曲解裡解脫出來。他說道：「《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樣。」又道：「《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這些話都是很重要的。他雖是一位「道學家」，卻最能欣賞文學，最知道偉大名著的好處所在。故他的批評論便能夠發前人所未發之見解，糾正前人所久誤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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