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十八章批評文學的發端

第十八章批評文學的發端(1)

　　孔子的文學觀——漢代諸作家的文學觀——曹丕《典論·論文》——文學批評的產生——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齊梁的偉大的時代——反切法的輸入——四聲八病說——其反動——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為藝術的藝術論之絕叫——其反對者

　　一

　　在建安以前，我們可以說，沒有文學批評。孔子對於文學，一方面只是抱著欣賞的態度，像「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一方面卻抱的是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故屢屢地說道：「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可以說是，最徹底的詩的應用論了。卻也還夠不上說是「人生的藝術觀」。他又有「思無邪」之說，但其意義卻是不甚明瞭的。總之，孔子的詩論，只是側重在應用的一方面的。這也難怪，我們看，那個時代的外交上的辭令，幾乎都是稱「詩」以為證的，便可知「詩」的應用，在實際上已是很廣大的了。

　　漢代是詩思消歇的時代，文學批評也不發達。專門的辭賦家，像司馬相如，只是說，賦是天才的產品，其奧妙是不可知的。揚雄則倡讀千賦則能為賦之說。那都不過是隨意的漫談。《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序是比較得很有系統的批評，其見解卻也不脫教訓主義的色彩。後漢時代最有懷疑精神的王充，在《論衡》裡曾有很重要的發現，那便是「藝增」一類的倡論；但與其說是屬批評的，還不如說是屬修辭的。

　　真實的批評的自覺期，當開始于建安時代。當時曹丕、曹植兄弟，恣其直覺的意見，大膽無忌的評騭著當代的諸家。像曹丕《典論》裡的《論文》，及《與吳質書》裡，都把文章的價值抬得很高。他也許是最早的一個人，感得「文章」具有獨立生命與不朽的。他道：「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典論》）他一方面又批評孔融、王粲、徐乾等七人的得失；這有些近于作家的批評了。同時還要探討文體的分類與特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典論》）這裡把「文」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類。大約是最早的一種文體論的嘗試了。他又說：「文以氣為主。」這乃開創了後人論文的一條大路。曹植在《與楊德祖書》裡也評論著王粲、陳琳、徐幹諸人。唯他卻薄辭賦為小道，而欲以「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為急。假如不是有激而雲然，則其批評見解是遠不若他哥哥的高超了。

　　陸機在晉初寫了一篇《文賦》，那是以賦體來論文的一篇偉大的東西。對於著作的甘苦，他是頗能闡發之的。在文體論一方面，他雖分為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類，比曹丕多出若干，其大體卻仍是就曹氏之論而放大了的。關於文章做法的一邊，那是他自己的特色。但也偏重於修辭、謀篇的部分。他主張，言辭與理意是應該並重的，而其本卻還為理意。「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他是那樣的具有開拓一個宗派的雄心。

　　與陸機同時的有摯虞，他編集了號為第一部總集（該說除《詩經》、《楚辭》外）的《文章流別集》（本傳說，三十卷，《隋志》雲，四十一卷），專選詩賦。又有《文章流別志論》，有遺文見存。其主張也是說：以情義為本，以辭藻為佐，和陸機差不了多少。東晉時，有李充作《翰林論》，宋時，有王微作《鴻寶》，顏延之作《論文》，他們的遺文都已不見隻字，故這裡不能說及（顏氏《庭誥》中有論文語，當非即所謂《論文》也）。

　　範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也是一篇論文章的得失的大作，其主張仍是：「嘗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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