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四章詩經與楚辭(2)

第四章詩經與楚辭(2)

　　二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聖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則；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諫的根據，或宣傳討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隻語。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蘇羅門歌》，即《所羅門之歌》，又名《雅歌》。古希伯來詩歌，《舊約全書》的一卷。所羅門為作品中的男主人公。

　　《詩經》在秦漢以後，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的感化的卻也不少。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詩》，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然的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另一方面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這正如絕妙的《蘇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抬舉為《聖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大敘》，即《詩大序》。兩漢時期詩學的重要文獻。也即《毛詩大序》（毛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分）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別。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毛詩正義》）關於賦、比、興，我們在這裡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範圍。至於風、雅、頌三者，則歷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其範圍之內。三百篇之中，屬「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等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屬「雅」者，有《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屬「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詩大敘》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裡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詩經集注序》）《詩大敘》之說，完全是不可通的。漢人說經，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闡說模糊影響之意思，《詩大敘》這幾句話便是一個例。

　　我們勉強的用明白的話替他疏釋一下，便是：風是屬個人的，雅是有關王政的，頌是「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於此，而較為明白。他只將風、雅、頌分為兩類；以風為一類，說他們是「裡巷歌謠之作」，以雅、頌為一類，說他們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實這些見解都是不對的。當初的分別風、雅、頌三大部的原意，已不為後人所知；而今本的《詩經》的次列又為後人所竄亂，更不能與原來之意旨相契合。蓋以今本的《詩經》而論，則風、雅、頌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說，皆不能將其牴牾不合之處，彌縫起來。假定我們依了朱熹之說，將「風」作為裡巷歌謠，將「雅頌」作為「朝廷郊廟樂歌」，則《小雅》中的《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與《衛風》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同是摯切之至的懷人之作，何以後一首便是「裡巷歌謠」，前一首便是「廟堂郊祠樂歌」？又「風」「雅」之中，更有許多同類之詩，足以證明「風」與「雅」原非截然相異的二類。至於「頌」，則其性質也不十分明白。《商頌》的五篇，完全是祭祀樂歌；《周頌》的內容便已十分複雜，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樂歌，一小部分卻與「雅」中的多數詩篇，未必有多大分別（如《小毖》）。《魯頌》則只有《悶宮》可算是祭祀樂歌，其他《泮水》諸篇皆非是。

　　又《大雅》中也有祭祀樂歌，如《雲漢》之類是。更有後人主張：詩都是可歌的；其所謂「風」、「雅」、「頌」完全是音樂上的分別。鄭樵說：「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通志·樂略》）又說：「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說，主張《詩經》應分為四體，即南、風、雅、頌。「南」即十五國風中之「二南」，與「雅」皆樂府歌辭，「風」是民謠，「頌」是劇本或跳舞樂。這也是頗為牽強附會的。古代的音樂早已亡佚，如何能以後人的模糊影響之追解而為之分解得清楚呢？

　　鄭樵之說，仍不外風土之音（即民間歌謠）、朝廷之音、及侑祭之樂的三個大分別。至於「四詩：南、風、雅、頌」之說，則尤為牽強。「南」之中有許多明明不是樂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諸作，如何可以說他們是合奏樂呢？我們似不必拘泥於已竄亂了的次第而勉強去加以解釋，附會，甚至誤解。《詩經》的內容是十分複雜的；風、雅、頌之分，是絕不能包括其全體的；何況這些分別又是充滿了矛盾呢。我們且放開了舊說，而在現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詩的自身，找出它們的真實的性質與本相來！

　　【梁任公（1873～1929），即梁啟超。梁字卓如，號任公。】

　　據我個人的意見，《詩經》的內容，可歸納為三類：

　　一、詩人的創作，像《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

　　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一）戀歌，像《靜女》、《中穀有摧》、《將仲子》等；（二）結婚歌，像《關雎》、《桃夭》、《鵲巢》等；（三）悼歌及頌賀歌，像《蓼莪》、《麟趾》、《螽斯》等；（四）農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

　　三、貴族樂歌，又可分為：（一）宗廟樂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頌神樂歌或禱歌，像《思文》、《雲漢》、《訪落》等；（三）宴會歌，像《庭燎》、《鹿鳴》、《伐木》等；（四）田獵歌，像《車攻》、《攻吉日》等；（五）戰事歌，像《常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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