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三章最古的記載(2)

第三章最古的記載(2)

　　二

　　但甲骨、鐘鼎刻辭等，以不成篇章者為最多。其較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記載，幾全在《尚書》裡。編集《尚書》者相傳為孔子。據說全書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卻非原本，其中多有偽作。可信為原作者僅由伏生傳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餘三十篇，有五篇系由舊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則為偽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稱為「今文本」，五十八篇則亦稱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傳下，傳其學者，在漢有大小夏侯及歐陽。古文本相傳系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時，由壁中得到。《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又同書《藝文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同書《楚元王傳》亦言：「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由此可見在西漢之時，逸書或《古文尚書》，較之今文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書》十六篇，大約在東晉大亂時已失不見。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這個增多本，初無人疑其為偽者。到了宋時，方才有人覺得可疑。到了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從種種方面證實，增多的二十五篇，實為梅賾所偽造，不僅「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已。這成了一個定讞。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書》的內容是很複雜的，但大約可分為下之三類：

　　第一類　誓辭　這個體裁《尚書》裡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湯誓》、《牧誓》、《費誓》都是。這是用兵時鼓勵臣民的話。我們在這些古遠的誓辭中，很可以看出許多初民時代的信仰與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啟與有扈氏戰于甘之野時的誓語，他對於六卿所宣佈的有扈氏罪狀乃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八個字（有人據此八字疑其為後人所偽作。但至少當經後人的改寫）；於是他便接下去說：「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稱天以伐人國，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見的事。凡當雙方以兵戎相見的時候，無論哪一方，總是說，他是「恭行天之罰」的，他的敵人是如何如何的為天所棄。不僅啟如此而已。湯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亦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總之，無論哪一方，總是告訴他的部下說：「我們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須順了天意，前去征伐。」他們又是奉了廟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賞于祖」，不用命便「戮於社」。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無論什麼事，都是與神道有關係的；與一個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戰爭，當然更與神道有密切的關聯了。如果我們讀著《甘誓》（約公元前2196年）、《湯誓》（約公元前1777年）及《牧誓》（公元前1122年）的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氣氛來，神的氣氛是漸漸的少了，人的氣氛卻漸漸的多了。其為不同時代的東西無疑。不過，像《甘誓》、《牧誓》的寫出，可能要比較晚些。

　　第二類　文誥書劄　這一類《尚書》中很不少，自《盤庚》、《大誥》、《洛誥》以至《康誥》、《酒誥》、《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公告，即對於民眾的公佈，如《盤庚》；另一類是對於個人的往來書劄，或勸告，如《大誥》、《康誥》、《洪範》。這一類的古代文書，在歷史上都是極有用的材料，更有許多珍言訓語，在文學上也是很可寶貴的遺物。譬如《康誥》，便是一篇懇摯的告誡文書，《大誥》、《盤庚》中的文告，便是兩篇反復勸諭的又嚴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類　記事的斷片　這一類《尚書》中較少，如《堯典》、《禹貢》以至《盤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尚書》中的諸文，每有一小段記事（雖然不見每篇中皆有）列於其首，例如《洪範》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之類。

　　綜上所言，可知《尚書》的性質與內容是很不一致的。舊說《春秋》是紀事的，《尚書》是紀言的，《尚書》又何嘗止是紀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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