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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黨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之演說詞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

  同志們!今天我們花費一些時間來講一講黨的狀況與中國現狀的關係。在歷來中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間,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需要党的領導的,但是有許多同志對於蓬勃的群眾運動非常樂觀,而對於黨的現狀則很悲觀。同志們所以有這種觀念,是因為事實已經給我們看到,黨不在運動的前面,而在運動的後面,黨所做的事情是跟在群眾的後面,而沒有站到群眾的前面領導群眾向前進行。現在黨有很大的宣傳煽動的機會做一個國民革命的革命原理的宣傳機關,如其能僅僅做到這一地步,本來已經是做了很大的工作了,即如喚起民眾,在我們領土之內是已經做到,在敵人範圍中也發生了作用,使他們的勢力瓦解。不過我們要說黨已經是真能夠領導革命的政黨,現在還說不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及最近之中央各省聯席會議的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各項決議等等,這些決議都沒有能夠整個兒的執行,使他們實現,黨也沒有確切的方法來執行,沒有使他實施的辦法。至於各省的省黨部,湖北的廣東的以及其他的,都是以自己的認識,自己的意見來執行一切的事情。有時在早晨可以從報紙上見到可驚駭的事情在國民政府領土上面發生,驟睹之下,簡直不能知道從何而來的;譬如廣東忽然有四條專門對付工人的決議,這種決議會使革命變卦,開一個新時期,辟一個新局面。我們自粵動身來此,經過江西省的十三個縣治,十三個縣的黨部,盡不相同,各做各的,都是照著各自的意見去做事,很顯然的可以見到黨沒有統一的指導各級黨部。誰都不能說象現在這種各顧各的情形可以算是黨有統一的指揮權,能夠指揮其所屬各級黨部的行動的。國民黨不能指揮軍隊與政府。整個的國民革命沒有將各種不同的組織集合起來,這各種不同的組織各行其是地在各地做他們的宜傳工作。

  諸位是從湖北各縣份來到此地,你們是各地負責任的同志,自然知道自己從北伐以來,接到多少黨的訓令,關於各方面的工人農民軍事等等以及其他各種運動的報告。你們自己是負著什麼責任,盡的什麼義務,有的什麼權利,是否能監督全黨的行動?你們如其這樣自問,你們得到的回答,必定是沒有什麼責任,沒有盡什麼義務,也沒有權利,更沒有能監督全黨的行動。不僅是湖北,其他各省都有這種同樣的情形。

  這樣情勢的黨,只可以說是一個宣傳機關,而不能說是一個領導國民革命的党。或者有些同志以為黨本來只是一個宣傳的機關,但是我的觀念不同。在改組的時候——民國十三年一月一日——是要使党成為中國國民革命領導的機關,中山先生是非常贊成這個意見的;本來如其不是為了要使党成為一個革命領導的党,又何必改組,因為在改組以前黨是有在那裡,主義也有在那裡;在改組以前用了許多的力量與反對改組的人作了很長久的奮鬥,如其目的仍只是如此,那又何必做那些無謂的奮鬥。到現在三年之後依然如此,好象我們的改組是白花了力氣。黨是應該決定鄉政府,縣政府,省政府,國民政府應該如何進行。這樣的議決案與原則是有的。但是在實際政策上,政治上,是否黨在指導?黨是否〈知〉道收多少稅?党是否知道收的錢用在什麼地方?現在的問題是這樣——黨究竟有多少權力?我們的黨有革命的理論,有革命的主義,有過去的歷史,有偉大的領袖——孫中山先生,他不僅是中國的,並且是全世界的領袖,有打倒滿清政府的功績,這些在民族革命世界革命之中,都是非常光榮的,在全世界工農群眾中也得到了很光榮的讚美的。這許多歷史,理論,主義,功績,使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很激烈的運動起來,使敵人畏懼。然而我們目前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黨,是否實際指揮各種運動以及政府的政策。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是非常的發展,黨的權力比較起來卻是縮小。黨一定要有真正的權力;他不僅是煽動和宣傳,是要有指導與決定的權力。

  諸位是負責任的同志,我是以看到的實際情形告訴諸同志。我坐下來細細地想中國革命的時候,覺得打倒孫傳芳打倒張作霖是不值得一想,因為很容易,他們自身在那裡瓦解,打倒他們不過象將一個妨礙手足的屍首搬掉,這是容易的;值得想的,是如何將四萬萬的人民革命化,即拿何種水門汀,可以使所有的人民粘合到一處。現在的情形,連素稱革命根據地的那一省,都有人懷疑這一省已經靠不住了!我們要回答的問題:現在的國民黨,改組以後的國民黨,在我們改組的時候所希望的是僅僅要他成為一個宣傳機關的呢,還是要他成為一個革命運動領導機關?是否只要党任革命的秘書處的工作,還要他做領導的工作?是否只要黨做政府的一部分,還是要他做政府的主人?是不是只要黨拿千百塊錢去做宣傳的工作,還是要他確實去領導革命?這是我們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要我們回答的是:為什麼黨不統一不團結?如其黨內不自己團結起來,對於國民革命有一致的意見,不能站在一個重要的地位,領導革命的群眾,就不能做一個革命的領導者。如其我們對於現在的現狀,党處在這種秘書處的地位,滿意了,那末,無話可說。如其不是這樣,想使党成為國民革命的領導,那必定要想一個方法使黨對於革命問題有一致的意見,樹立起領導者的地位。是否能夠有一致的意見?我說是能夠的。我是相信黨一定能夠對於革命根本的問題有一個一致的意見,雖然不會有百分之一百,但定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能夠的,是有大多數可以一致的,至於少數反對者,自然有革命潮流會淘汰他,自然有革命的裁判會對付他。

  我們的根本問題是什麼?這個根本問題是立一個新的基礎,使政治,經濟,教育……個〈個〉建設新的局面,從滿清以至民國十五年來的一切,都建築於舊的基礎上面,現在要換一〈個〉新的基礎。對於中國要建立一個新的基礎,這一點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在舊的基礎上要消滅軍閥及建設一個新的政府是不可能,而必定要有新的基礎。對於這一個意見必定是一致贊成。我們黨判斷一個人的革命或是反革命,是在贊不贊成建設新的基礎,贊成的是革命的,不贊成的是不革命的。什麼人贊成這個主張?工業家,商人,本國銀行家,工人,農民,學生及教職員都贊成這個主張;這些贊成的各階級是中國社會的重要階級。哪些人反對這個主張?地主、紳士、官僚、軍閥,(這是舊時代專制制度遺留下來的,他們還在希望有專制的皇帝起來,早些恢復專制制度,這些人歷史已註定了他們死的命運),這些人是反對這一個建設新基礎的主張的。地主、紳士、官僚、軍閥,這些反對的人們,歷史已註定他們非消滅不可;贊成的人們歷史已給與他們以新的生命和使命。我們不要誤會在第一部分贊成的人們裡面,是沒有利益的差別的,或是以為第二部分反對的人們裡面沒有衝突;兩方面都是有的,但是在革命一般的觀點上,兩方面都能全體注意到一個整個的目標。第一部分工、農、商、學、工業家、銀行家等贊成建設新的基礎新的國家的,後一部分地主紳士軍閥等等是反對的,這就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別。兩部的人自己內面都有利益的不同,但在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第一部是革命的民主勢力,第二部是反革命的反動勢力。革命民主勢力中有一致的可能,所以建立新的基礎,新的國家是必然可能的。

  革命的民主勢力如何能打倒反革命的反動勢力,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第一革命的民主勢力之中要有一致,再要明白反動勢力不僅僅是用武力所能消滅的,武力打敗他是可能,消滅他是不可能,如其要消滅他必然要做社會經濟革命:社會經濟革命才能夠消滅舊社會的基礎。舊社會的基礎,就是反革命勢力的基礎。是什麼基礎?反革命的經濟基礎,就是農民被剝削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中國四萬萬人民有三萬萬的農民受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剝削,他們如種出一百擔穀,要有五十擔甚至六十五擔被人拿去。拿去的方式,種種不同,納稅、交租、苛捐、勒索、高利貸;這是中古時代社會的基礎,封建社會的基礎,這是以前皇帝時代,滿清政府及民國以來軍閥政府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面是不能希望工商業發達,不能希望有好的財政現象;近代的社會是不能在這一個中古式基礎上建設起來的。此種舊社會的基礎必定要打倒。如其我們問一個工業家,問他是否希望工業發達,他一定回答贊成的,希望多開工廠。原料中國是很豐富,所要的還有市場。市場有兩種,國內的與國外的,國外的市場中國是不會得到的,只有國內的市場。國內的市場在什麼地方,在三萬萬農民的身上,如農民不買貨物,還有多少人買?現在這三萬萬的農民非常貧窮,他們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被反革命勢力取去,使中國的工業能有市場必定要將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的剝削奪回交還農民,如此工商業才能發展。反革命者在農民那裡剝削去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沒有給農民一些利益。農民取回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剝削,他便可以到城市中來買他所需要的東西,工業商業都會因此受益,農民自己也能得到好處。取消了舊的基礎才可以建立新的基礎而使工業發展。至於工業家能否瞭解這個意思,那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你叫工業家來對他說的時候,他一定說這是共產主義,我不管。我們不要管工業家如何,我們做去,到將來他們會知道,將要對我們說:「這是你們所賜與的,以前我不懂得,太蠢了!」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甲克賓黨如到街上去講,法國應該解放農民,工商業家都不會贊成。他們不去空講,他們切實去做,解放了農民,後來法國的資產階級就很感謝甲克賓黨,他們花了很多的錢,建築一個碑紀念甲克賓黨。或有人說法國有大地主,中國只有小地主,中國與法國不盡相同的。這種辯論是沒有價值的,中國農民所受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剝削是事實,農民自己所剩有的僅僅是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對於這個能不能否認呢!不能!這種反革命的基礎就應該打倒,而後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的基地。我們叫一個共產黨人來問,「你是不是希望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要大家能夠有吃有穿的,共產主義第一是要富,每個農民有田,不用賣出一擔穀要挑百十裡路,要能一出門就有火車,這定要很富才能行。共產主義在俄國都沒有實現,要到電氣化了才做得到。中國沒有一個人主張就實現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希望發展工業,資本家也是希望發展工業,目的相同,大家都以為廢除對於農民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的剝削是必要的,不然不論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都不能夠實現。共產主義者與資本家不管是怎樣的冤家對頭,在這一點上歷史是要他們在一處。我所舉的是革命勢力中最相反的兩部分,他們且必需在一處,要有一致的主張,其他更不用說了。商民助農民解放了是有利的,買貨的人一定多起來;學生也不會反對,因為教育亦可能發展;工人當然贊成;所有革命的民主勢力都贊成。農民是在半奴隸的狀況之下,他做出來的一半生產品是為別人做的,這種半奴隸的制度要根本剷除。在這一個問題,國民黨人不可退縮,要站到前面去做領導,如不去領導,兩三年後群眾將要自動的起來,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幹了,殺人放火等等。國民黨到那個時候將怎樣呢?是不是咒駡他們呢?如其農民運動被軍閥打了下去,中國將要象墳山墓地一樣的沉默,是否我們國民黨將建築於這墓地上?國民黨是要建築于三萬萬農民身上的。現在國民黨有決議:在鄉村中建立鄉村的農民政府,在城市裡面建立民主的縣政府,省建立革命的省政府,以及全國要建立革命的民主勢力的國民政府。這許多政府他們的基礎都建築在鄉村農民政府上面,他們的基礎在解放了的農民,自由的農民身上。國民黨內是否有一致的意見對於這一個革命問題?如其有的,那就可以去掉他的秘書處的工作,可以擔任起中國國民革命領導者的責任。這次的大會應使湖北省黨部成為湖北農民的保護者,湖北農民的救星,湖北省黨部就可以有更廣大的基礎,有很大的權力,並沒有那一個能夠抵抗。如其湖北農民解放了,那末,湖北的工商業一定發達,財政也必定好起來,所有湖北的重要問題,都要由湖北省黨部的同意與決議,諸位不僅對於湖北負這個使命了,並應對全國負起責任,使全國都能如此執行。

  第二件事國民黨能否有一致意見的就是對付勞工問題。工人為改善生活而要革命,改善生活是工人所必要的。所要使工人知道的是工人的完全解放,不是現在所能做到,要在中國民族解放的問題根本解決之後,帝國主義軍閥打倒之後,工人才能有根本的解決[放]。再現在中國的勞資兩方面不是絕對的,大家有可讓步與合議的地方。對於工人的要求不能完全否認,或是發怒,罵工人是流氓,說他們妨礙財政商業,實際上在中國這樣落後的經濟狀況中工人對於財政商業不能發生多少影響。所以勞資兩方面不是絕對的而是可合議的,可妥協的,對於這一點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工人的改善是必要的。

  第三點應該同意的是革命不是機械的,也不是投一個片子到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接見一下可以算事的,或嘴裡答應就算事的。不能是對於任何問題不是不答覆反而發怒。或者有人說農會中有土匪,因此大大的懷疑農民運動,實際這是沒有多大的問題,現在都是才從軍閥壓迫之下出來的,在熱烈的運動中,又沒有經驗,當然難免有混入的是不能防止的。我們不可以以為拿了名片來見我們都是好的,恐怕他們之中或者真有土匪頭兒在裡面都說不定。武裝的軍隊以刀去刺死敵人,他們也被敵人刺死,使孫傳芳見了害怕。我們何以對於軍閥這樣的勇猛,對於他的基礎卻很有禮貌而不願意拿刺刀去刺他們了。我們從廣東到武昌的路上殺了很〈多〉軍閥軍隊,因為他們阻礙革命;可是對於大人先生,他們是剝削農民的,在他們的身上有孫傳芳的,吳佩孚的,張作霖的委任狀,或許是有一張國民黨的黨證,他們同樣是阻礙革命的,我們卻拿一個指去碰他們一碰都不敢,但是軍隊阻礙我就要殺,這樣看起來公道與正義何在!我希望諸位對於剝削農民的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礎,如象刺吳佩孚的軍隊一樣,這樣國民〈党〉才不至於落後,不然是要落在後面趕不上去了。所以國民黨對於取消中古式的基礎要堅決的實行,對於反革命勢力要採取革命中對付反對派的手段,我所說第三點就是對革命要有決心,能採取果斷的手段,這是應該同意的。

  對於以上三點,中國的工業家、商人、工人、農民、學生都希望的,國民黨對於這個要有一致的意見,然後能夠領導革命的運動。還有補充的意見,黨既對於這個有了一致的意見,更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最高機關,真能實行以上三件事情的。各位要細細估量這三件事,注意中央委員會能否執行此三件事,特別在革命時期內要能確實執行。總結起來就是農民的解放,工人生活的改良,解決問題必定要用強硬的手段,如此使不至於落後而能夠領導革命的運動。我們要使黨的中央在國民革命中佔有領導的地位,這個中央為全黨所擁護,為群眾所擁護。因為黨對於解決土地問題,剷除舊基礎,對於勞工問題,對付反革命派三件事不一致,於是成了一個秘書處的樣子,不是一個政黨,領導革命的党,現在如再不注意〈以〉上三點和補充的一點一致起來,我不知道將怎樣能完成革命。在歷史上這時候是最好的機會了。這些話我到處都是如此的說,不論在廣東、江西、湖北我都主張對於土地問題,農工問題,堅決的用強力處置一切,強健中央黨部四點,大家都有一致的意見;這樣才可以使党站到領導的地位。希望對幾點有一個決議,下次全國大會上,湖北的代表應該活動,使全國都贊成這個意見,今天我的結論有兩點:

  (一)打倒反革命派基礎;

  (二)建設新的革命的民主主義政府。

  湖北省黨須是一個推動力,使國民黨成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真正領袖,站到革命運動的前線去。

  (1)原載《鮑顧問演講集》,張太雷口譯,瞿景白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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