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廣東出師之意義|張太雷

此次廣東出師之意義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廣東人民早一兩月中就聽到出師北伐的傳說，他們那時半信半疑的；他們對於出師北伐沒有明瞭的觀念，只知道他們的負擔恐怕又要增加了。七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定發表出師宣言，七月九日總司令就職行出師典禮，同時軍隊一師一師的向北移動；廣東人民現在已確知道出師是一個事實了，但是他們仍舊是不明白出師的意義，總以為這是與他們沒有好處的事。一般的北伐宣傳，說明這次北伐是為革命，我們要擴大革命基礎所以要北伐。吳佩孚對北方人民怎樣可惡，所以我們一定要弔民伐罪[1]，等等。但是這些道理只有革命黨人懂得，至於一般沒有政治頭腦的人民，我們又安能希望他們明白呢？我們常常說「軍隊與人民合作」，又說，「革命軍要得到勝利，必須與人民合作」，如果這話是對的，那麼，現在北伐這樣大事情的意義如何可不給人民知道呢？因為人民如果不能知道出師的意義，軍隊是不能得到他們的合作的。

　　廣東人民幫助國民政府掃除逆軍及統一全省，因為他們希望統一後能免去戰禍，並能得政府為人民剿滅土匪，建築道路，振興實業等等。現在廣東已統一了，但是對於這一切建設的事業國民政府還沒有能積極進行，那麼，為什麼政府現在放掉了這些事不做而又出師北伐呢！豈非窮兵黷武[2]嗎？我們認為這次的出師並不可以與窮兵黷武而論，因為此次出師寧可謂之北伐，不如謂之為防禦廣東。因為並不是國民政府要侵略鄰省，而是吳佩孚受帝國主義嗾使要來掃滅兩廣的革命根據地，因此國民政府為保護廣東和平起見不得不出師以撲滅那積極進行擾害廣東的吳佩孚。吳佩孚在武漢時首先出兵援助葉開鑫想由湘省直搗廣東，吳佩孚已下令江西軍隊向粵邊移動，並已著手解決與國民政府有接洽之賴世璜軍隊，趙恒惕[3]已返長沙自稱五省討粵總司令，吳佩孚命顧維鈞與英國進行二千萬借款為討粵經費，吳佩孚現在雖在北京，但是他早就申言「先平西北，再平南粵」。國民政府曾經屢次對廣東人民有很多允許，這些允許都是政府所應當做的，但是在這種敵人積極進攻的形勢之下，我們不能悶著頭整理內政而不顧外患之到來。如果讓敵人來了，我們非特一切著手的建設都要毀滅並且就是現在我們所有和平亦不可得，又要恢復以前軍閥橫行的廣東了。所以不能不忍痛丟了我們所希望的建設事業不做，而再從事軍事行動，預備金錢的耗費與戰場上的犧牲，以圖撲滅那危害廣東和平與阻礙廣東建設事業進行之敵人。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次出師是為保護廣東的和平與為掃除廣東進步的障礙。所以這次的出師不是侵略的而是保守的，不是進攻的而是防禦的。

　　有人又要問：吳佩孚的兵又沒有來，為什麼我們要先出師去打他呢？這不是進攻嗎？不然，我們現在是趁吳佩孚還沒有預備好，我們先攻破他的巢穴，使他不能再為廣東之後患。這在戰略上說，即「為防禦而進擊」。如果我們現在不出兵，讓敵人得了湖南之後與江西，福建及雲南聯合了來進攻我們，我們在戰略上防禦非常困難；如果我們坐等著，等我們敵人得到了帝國主義的大批金錢與軍械的幫助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在物質上一定敵不過敵人；現在有許多中立軍隊看見我們的聲勢浩大，所以來依附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出去等敵人占了上風去，這些中立軍隊一定又會跑到吳佩孚方面去助之禍粵。所以現在的出師就是以進攻的方法來防禦廣東，這是最有益於廣東人民的。

　　那麼，又有人說，「這次出師完全為保護廣東人民的利益，這不是廣東主義了嗎？」這次出師決不是廣東主義。雖然為保衛廣東起見只有出師一法，但是出師的意義決不限於廣東，而含有全國國民革命的性質。如果在進攻危害廣東的吳佩孚勢力的時候我們能取得湖南江西湖北，一方面廣東人民固然得了更鞏固的保障，一方面湖南湖北江西的人民亦能獲得廣東人民已獲得的自由與權利。國民政府決不會說我們這次出師是為保衛廣東人民，所以這次出師勝利的結果決不許湖南湖北江西人民所享受，而湖南湖北江西只可做廣東的藩籬。救援出師路線所經過地點之人民，及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當然亦是這次出師應有之目的。

　　如果我們在為防禦而進擊敵人中，我們能夠取得了第二個第三個之基礎時，我們革命的基礎不是更擴大了嗎！我們革命勢力不是更雄厚了嗎！革命基礎擴大了，革命勢力膨脹了，我們距離革命成功的日子亦更近了，中國國民革命一定要全國革命後才能成功，然後廣東及其他各個省才能免去軍閥的禍害，才能解決現時一省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所以擴大革命基礎亦是此次出師之重要目的。

　　自從英國帝國主義積極援助張吳起來後，北方政局完全在反動空氣之下，人民的組織與運動受極大的壓迫，革命勢力的發展因之遲緩，而特別是吳佩孚的勢力直貫中國並與南方革命根據地接觸，而其背後又為最老辣之英國帝國主義，故吳佩孚特別為中國革命之禍害而必須首先打倒之。廣東革命軍如能直抵武漢，則吳佩孚之基礎已破，不難更進而將其打倒。倒吳一方為掃除擾粵的禍魁，一方為打倒壓迫全國民眾運動的元兇。因吳佩孚為此次出師目的敵，故倒吳為此次出師之必然目的。至於將來國民革命軍抵武漢後能與國民軍共同行動，完全撲滅張吳[4]勢力而實行統一，這亦是此次出師之更進的希望了。

　　這次出師的意義與目的既然明白了，然則我們對於我們出師的勝利有無把握哩？如果沒有把握，我們又何必勞師喪財，敗下來廣東還要遭蹂躪，豈不是更糟嗎？不！廣東這次出師勝利是有十分的把握，因為我們只要把國民革命軍與吳佩孚雙方的勢力一比較就可知道的。吳佩孚現在有湖北河南及直隸的一部，他在直隸所有的田維勤等的軍隊完全不可靠的，時時有反戈倒吳之可能，他在河南的勁旅寇英傑部，現在奔命於紅槍會[5]及樊鐘秀等之襲擊與頑抗，他在湖北的部隊散漫無力，如國民革命軍由長嶽直搗武漢時，川黔軍必進攻其背側，其餘吳佩孚在江西及湖南之友軍可說是區區不足道了。國民革命軍八軍可出十萬以上的雄兵作戰，指揮統一，主幹軍隊受過政治教育，故常以一當百，這在廣東數次戰爭中為人人所共見者，革命軍到處幫助人民，故人民亦幫助革命軍，所以革命軍有人民之合作十萬當以百萬計。吳佩孚之財政完全破產，雖然他現在進行大借款，即使能借得款項亦難填部下之欲壑，於其軍事上恐無多大補助。一方面國民政府財政統一後月收在八百萬以上，加之人民樂輸，以是軍餉一項毫無顧慮。

　　吳佩孚軍隊所過地點必遭當地人之襲擊，而革命軍到處都受歡迎，一路的農民工人必能為之嚮導，為之運輸；吳佩孚現在已為全國人民之公敵，廣東為中國之希望。兩相比較，此次出師必操勝算，奪取武漢，必為意中事。

　　對於以上所說，我們的結論是：廣東此次出師是為保衛廣東；革命軍因保衛廣東而進取武漢，以撲滅禍粵之吳佩孚勢力；革命基礎因此而鞏固並擴大；所以廣東與全國的民眾應一致贊助廣東此次的出師；革命軍因為人民的贊助所以是一定勝利的。

　　[1]弔民伐罪，意為慰問受苦的人民，討伐有罪的統治者。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誅其罪，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2]窮兵黷武，意為隨意使用武力，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形容極其好戰。出自《三國志·吳書·陸抗傳》：「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雕瘁，寇不為衰，見我已大病矣。」

　　[3]趙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1920—1926年湖南軍政首領，勢力後臺為直系吳佩孚。

　　[4]張吳，指張作霖、吳佩孚。

　　[5]紅槍會，又稱紅學會，是民國時期各種教門武裝的統稱或代名稱。山東是紅槍會的發源地。到1924年，河南、直隸、江蘇、陝西等地也出現紅槍會活動。1926年，經過共產黨教育、整頓後的紅槍會，成為一支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1)原載《人民週刊》第16期，署名大雷。1926年7月7日，正當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的時候，根據維經斯基暫緩北伐的意見，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認為這次北伐僅僅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真正革命意義上的北伐的時機尚未成熟。在廣州的鮑羅廷、張太雷等人和維經斯基、陳獨秀意見不同，明確支持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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