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時局與國民會議運動|張太雷

北方時局與國民會議運動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當我們廣東現在革命政府克復瓊州完成其統一廣東軍事運動的時候，我們的北方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中。北京政府連以前名義上的存在都沒有了；段祺瑞實際上已下臺預備交代，不過他不願交代與許世英內閣，他以為許世英是他自己所任命的，如何倒來拆自己的台。這是段祺瑞表面上的話，實際上是日本擔保段祺瑞國民軍在直隸的勢力不久就要發生變動，因此使段氏戀棧不去，其他帝國主義政府亦不願段去後遂產生一更進步的政府。許閣七零八落，組織不起來。國民軍對於北京政府不表示態度，因為其自己的一般政策尚未決定。法統派在天津忙著會議想捧黎菩薩[1]出山。在北方各地的情形是：孫傳芳佔據著蘇皖浙，勢力尚未鞏固，正聚精會神於收束異己的軍隊。吳佩孚在湖北駝在蕭耀南[2]的背上，蕭耀南駝得汗流浹背要緊把他掀出去，吳佩孚即借此要挾蕭耀南幫助其實現重鎮洛陽的好夢。李景林張宗昌局促于山東。奉軍已瓦解，張作霖已失其對部下之威信，公然賣身於日本即足以證明其有一蹶不能複振的情形。在以前，我們在某一時都可以指出某軍閥是有統治權的（至少是在名義上的），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曹錕與吳佩孚部曾在某時做過統治的軍閥。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統治軍閥了。這是因為中國本國軍閥政治已經瓦解，軍閥勢力已不能集中起來。

　　帝國主義因他的工具——軍閥失勢，對中國也不能象從前那樣為所欲為了。我們知道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中國時，帝國主義國均是聯合起來共同幫助一個統治軍閥以達其侵略之目的。如五國銀行團之與袁世凱。繼則各國因利益互相衝突，漸漸分裂，各有獨自幫助一個統治軍閥的想望，如歐洲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獨助段祺瑞以統治中國。各國既因利益互相衝突，各欲在中國得到統治的權利，乃各助一個軍閥互相爭鬥以冀其所扶持的軍閥得到統治的地位，如日本之幫助張作霖，英國之幫助吳佩孚。直到現在帝國主義國已尋不出可扶持的軍閥了，英國幫助吳佩孚，而吳佩孚失敗了，日本幫助張作霖，而張作霖失敗了，所以帝國主義此時非常躊躇，不知誰可利用？因此他們只好等待。日本則因他的勢力不雄厚，不能有一刻的等待，所以只好硬著頭皮自己出頭來幫助張作霖。列國則在華北駐屯的無論海陸軍隊，均已聯絡起來，推值年總司令，以為保僑臨時辦法。這是表示列國不能依靠軍閥而只好自己出頭。現在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也不敢有甚大的壓迫，如目前的省港大罷工，香港帝國主義者也無可如何，如果是從前，那就大不然了。加上排外的罪名，就有干涉的藉口了。這是因為帝國主義本身已經衰弱，因此逐漸在中國喪失他原來的地位。

　　帝國主義軍閥勢力的增減，與人民勢力的增減是成反比例的。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與軍閥的衰敗，使民眾運動高漲，又可以說因為民眾運動高漲，促進帝國主義與軍閥的衰敗。二七運動是民眾運動的開始，以後經過了國民會議促成會的運動，五卅運動，直到最近的反段運動，人民的運動已經發展到一個普遍全國的有群眾基礎的及有一致目標的運動了。

　　民眾運動的發展與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失勢，已形成爭奪政權之決戰形勢，北方政局以前是軍閥與軍閥間爭奪政權，現在則成為民眾與軍閥奪取政權的鬥爭了。現在奉直軍閥與帝國主義聯合攻打國民軍，即是帝國主義欲恢復其勢力向人民進攻之最後一舉。國民軍在客觀上是人民的工具，因為他是站在人民一方面，不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主張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給與人民發展勢力的相當自由。如果這次國民軍不幸失敗，人民的勢力當受很大的打擊，北方人民將完全在反動勢力的高壓之下，此種反動勢力不久將影響到革命基礎的廣東或阻礙其發展。因此在現時北方直奉軍閥與帝國主義聯合向國民軍進攻中，我們人民應站在國民軍一面給予帝國主義與軍閥以最後的打擊。

　　在這人民與帝國主義及軍閥決戰的時期中，人民應當集合自己的力量以求獲得勝利——國民會議就是集合人民力量的方法。一年前國民會議運動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人民覺悟者尚少，運動的發展尚不普遍與統一，因為當時軍閥的衰敗亦沒有如今日之甚。前次國民會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喚醒了一般的民眾。從過去一年中人民運動之發展看來，及從現時帝國主義與軍閥的衰敗情形看來，此次國民會議運動一定能集合民眾勢力向軍閥與帝國主義下總攻擊，人民一定從他們的手裡奪得政權。國民會議並且是人民接受政權的形式。如果此次奉直軍閥失敗之後，國民會議可以保證政權不再落于軍閥之手。現時已有恢復法統等建議，不知道軍閥的法統已不能再行恢復，軍閥制度已經崩潰，接受政權不能是另一新軍閥而須是人民自己了。

　　[1]黎菩薩，即黎元洪。

　　[2]蕭耀南（1875—1926），浙江蘭陵人，時任北洋政府湖北省省長。

　　(1)原載《人民週刊》第2期，署名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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