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代表團在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張太雷

中國代表團在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中國青年運動於1919年正式開始。它以「五四」而聞名，並很快席捲全國。其性質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運動。同時，它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人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它是中國青年運動趨向社會主義的開始。

　　在1919年5月4日事件之後的學生示威導致中國政府取消了親日的部門。在中國的所有的城鎮中建立了學生組織。最初，它們指導反日運動，隨後對前者（譯注：指中國政府）提出了社會問題。那時出現了大量（150家以上）的報紙和期刊，它們均由學生指導和編輯。所有這些新的出版物涉及民族、性、勞動、經濟等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在中國都是忌諱的。這些報刊也討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問題。由下列兩個事實導致建立了許多不同的組織，例如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和為生產或自我教育的合作社：其一是在學生中有著明確的社會改造的傾向的事實，其二是這些學生聯合會最終無法統一各種思潮。所有這些運動對中國的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有著很大的影響。一般說來，這個運動完全改變了以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幾乎中國的整個青年一代對古代中國的一般文化提出了疑問。一方面，有些人否認政府的權力和家長制的傳統；而另一方面，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很多人已意識到，為了拯救中國人民，改善其處境，一個根本問題是要關心勞動人民的生活，並努力以工人的政府取代現有的由一群騙子把持的軍閥（military bureaucratic，軍人官僚）政權。由於這個原因，許多學生放棄了他們的私生活，大中學校的師生進入工廠，訪問村莊，他們在那裡宣傳社會革命是當前絕境的唯一出路。

　　最初，它是一些個別人的運動。逐漸一些小組織建立了，它們一般有兩種傾向：1）無政府主義者小組，其口號是「絕對自由」，2）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它們有社會革命的目標。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在後者的基礎上建立的。第一個青年團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目標是，在青年熱情的幫助下來準備社會革命。最初，這個青年團被稱為青年社會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會議後，它才採用現在的名稱。在這次會議上，當建議改變此組織的名稱時，那些原本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成員離開了這個組織。1920年8月22日，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舉行成立典禮，其成員均為共產主義者（共產黨員）。隨後，類似的青年團逐漸在北京（Peking）、天津（Tien-Tsin），濟南（Tsi-nai）、廣州、南京、長沙（Tchansa）成立。目前這些組織有1000個成員，其中力量最強、組織得最好的是上海青年團。由於在原則上作了改變，廣州青年團於去年12月離開了總青年團。1921年3月，所有的青年團均作了改組，成立了一個省級中心委員會（在上海），在那時，共產主義者和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很大的影響。

　　改變我們的組織的名稱意味著一個更加明確的綱領。一方面，我們在我們的組織內遏制了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我們又逃避了警察的攻擊，這些警察僅憑組織的名稱就迫害「危險的青年分子」。在這個新名稱（社會主義青年團）下，我們能夠更自由地工作，並能將我們運作的領域擴展到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的最好和最積極的部分。實際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堅持共產主義的原則。

　　這些青年團的工作的依據是在工人中的運動和對共產主義、社會科學等的學習。為了使我們的團員能更近地接觸工人，使他們能研究工人們的境況，我們的學生團員到工廠去，裝扮成工人，並組織宣傳小組。我們考慮到對所有工人的教育對於合適地組織和管理青年團是個根本，所以我們在上海、Dashen、Tchansintien、長沙（Tchansha）和中國的其它工業區開辦了夜校、午校。宣傳小組每週在街頭組織集會，與廣大民眾聊天。青年團把它視為它們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以便幫助工人為改善勞動條件、獲取較高的工資、減少工作時間。

　　在最近的6個月中（1920.10—1921.03），我們已成功地在上海、天津、Dashen、Tchansintien組織了若干工會。所有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在為自我教育而組織演講、課程和集團（circles），他們在其中學習馬克思的理論、中國的新文學等。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其成立的所有地方已有自己出版的機關日報。此外，我們正在出版一份中文的大眾週刊——《勞動者（The Toilers）》，以在老百姓中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我們還有另一個正式的機關報——《共產黨員（The Communist）》，它出版青年團的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決議、論文、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文件。缺乏資金是「共產黨員」的兩個組織——共產黨和青年團——的共同的機關報的唯一原因。一旦我們從我們的團員得到更好的財力支持，我們將開始出版一份獨立的機關報。通過我們的自我教育的組織，我們出版所有種類的文學、通俗的小冊子，等等。

　　至於青年團的組織，原先在上海青年團僅有一個常委會，由4人組成，他們主持青年團的整個工作。至今年1月，增加了常委，並成立了執行委員會。

　　此委員會由下列部門組成：書記（秘書）、教育、組織、調研、編輯、宣傳，並有一名聯絡員和一個圖書館處。青年團的每個會員必須在這些部門中的一個部門工作。

　　在其它地區也發生這樣的改組。三月份以後，當我離開上海時，一個省級中心委員會成立了，它被委託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大會，這將使這個組織承擔更系統的工作。還建議，將此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譯注）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

　　由於不可能與俄國進行所有合法的通信，我尚未收到關於這次代表大會的確切的情況。中國共產黨與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成立。各青年團接到了黨的關於罷工和其它政治示威的組織的指示，但它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完全的獨立。許多青年團的團員也是共產黨員。

　　從上述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僅是普及教育和文化的組織，而且它對所有的政治事件都有影響。因此我現在將論及中國的政局。人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離開了中國革命黨，即，發動中國第一次革命的國民黨（the national party），其他政黨（確確實實）不會存在。

　　即使某些其他團體聲稱自己為政黨，它們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也無足輕重。從歐洲戰爭的開始和其後，軍事獨裁已使中國處於動亂狀態，並正在把權力掌握在（軍事獨裁者）自己手中，正在進行自相殘殺。鑒於這樣的事實——軍閥正在挑起戰亂並正在妨礙貿易在國內的發展，小資產階級完全反對他們，飽受動盪之苦的工人們也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了軍隊。由於這些原因，並考慮到政治傾向，人們可以將中國社會分成三個集團：

　　1）統治階級，即軍閥以及與日本有緊密聯繫的騙子，雖然他們中的有些人正在裝扮成抗日的樣子，以便能在公眾信任的保護下擊潰其對手。一旦他們除掉對手和反對派，如果他們要保持手中的權力，他們必須與日本結盟。例如，1920年7月，在推翻anfuists之後，在Anverudicts、djilists和funteists之間有衝突。Jon-JO-Linom偽裝為忠誠的人，他一直在譴責anfuists把中國出賣給日本，但現在他卻已與那個國家（指日本——譯注）結盟。這是上面的敘述的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明。事實上，所有老的政黨僅是騙子的集團而已，它們代表了那些軍閥的利益。

　　2）中產階級，從其自身的利益出發，是與軍閥和日本敵對的。在這次偉大的學生運動中，所有的商人都站在學生們一邊。他們希望去除日本的影響，並在中國建立一個由各資本主義國家施加的影響的平衡，以便在外國資本的援助下，發展他們自己的工業。在學生運動期間，以lian-Chi-Tze和Jon-Ton-Sen為領導人的「Dzin-Pu-Tsi党」採取了反日的態度，並在青年中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們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但是當要建立一個新的聯盟時，他們立即否認了社會主義，主張：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國家改良是對勞工最好的保護，也是對資本主義的最好的防衛。這就露出了他們本來的真面目，即中產階級利益的代表。

　　3）由於中國被世界資本主義所吞併，並隨之發生大量地進口外國貨物，中國工人正遭受失業之苦，小資產階級遭到破產，貧民正在增加。

　　所有工人正饑寒交迫，但對這些不幸無法找到補救的辦法。

　　偉大的學生運動已在知識分子中喚起對社會改造的興趣，並有一些學生領袖已經成為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此情況下，他們考慮有必要組織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它必須為與在中國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鬥爭打下基礎，它還必須捍衛正在成長的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已組織了共產黨，它通過青年團已在上海、天津、Tan-Chen-Chansin-Tien、Chan-Lha、廣州等地組織了許多工會。共產黨組織了所有的罷工，至少在它們的初期。在知識分子中，共產黨施加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在很多情況下，它將狹隘的愛國主義轉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一些是國家改良主義的信奉者的學生已或多或少地喪失了對工人的信心。我們的各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共產黨有著良好的關係，一般來說，它們在它的指導下行動，並共同在工人、士兵和所有的勞苦大眾中進行宣傳。因此，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關係是此青年團與其他政黨關係的一個寫照。

　　中國經濟生活已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大工業的主要部分——鐵路、煤礦和冶金掌握在國家和外國資本手裡。中國資本僅控制小工業，特別是紡織業。農業仍在小農手中。當歐洲資本主義已滲透入中國並繼續發展時，它僅在港口城市發生影響，至今它都不能征服農業省份。中國在很長的歷史上是一個農業國，並將仍然這樣。不過，在長長的歲月裡大農業並沒有發展到值得一提的程度。全中國有5，000，000萬個農業耕作單位（一個家庭耕種的土地按一個單位來考慮）。在富饒的華南，沒有一個家庭擁有1，000畝以上的土地。有48，028，865個農業單位，共擁有1，472，193，844畝。在Tian-su、Ti-Zian、安徽（An-Ghai）、Toan-Si、湖北、湖南和Chi-Chdon等農業最發達的省份，小農耕作占主導地位。每個家庭有其最少的幾畝地，平均10—20畝，而有上述平均數的家庭通常被認為是富裕的，因此擁有數百畝土地的家庭可算是鳳毛麟角。在華北，例如在吉林（Je-li）、He-Nian和滿洲里等省，可以找到擁有1，000畝以上的農業單位，但是他們無法組織大農業生產，因而不得不將土地租出去，但一般的制度因省份不同而異。任何一個擁有數十或數百畝土地的所有者在雇農的幫助下耕種他的部分土地，其餘的則出租。有若干種土地租賃的形式，可分為兩類：

　　I.為期一年的短期租賃，以現金和實物支付地租。每畝租金最少為1—2元（dollar）時，最多為7元。也有租賃較長的時間。土地所有者以一低的地租出租給一個大佃戶，他再以較高的地租轉租給小佃戶。

　　II.土地所在者擁有遠離他的住處的土地，這樣他就無法照料他的地產。因此，他雇用一個生活在現場的管家來組織收穫的糧食入倉，並從佃戶收租。當收穫的季節來到時，這些管家控制以實物支付的地租的收集。所支付的地租的比率根據畝數和收穫的情況而不同。根據畝數來收租對佃戶的壓迫是沉重的。契約通常規定一個支付的比率（額定收穫量的60—70%），而不考慮作物的實際情況。所以，當作物歉收時，佃戶的勞作沒有得到回報。有這樣的情況，當傭戶將所有的收穫物交出去以後，他仍要負債。根據收穫量來支付是一個較有利的方式。地租的比率由當年收穫的情況來決定。第二種方式更為普遍，而第一種方式很少流行，並且只在近幾年才出現。

　　因而，中國的農民可分為三個集團：

　　1）土地所有者（landowners），2）佃戶，3）雇農。

　　與其他兩個集團相比，佔有土地的第一集團的農民的數量很小，但他們對農業最有影響。他們最守舊，非常勤勉地耕種他們的土地，無時無刻不在想著為其繼承者斂聚財富，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沒有興趣，拒不接受歐洲的文化，並制止引進現代技術方法來改進他們的農業。

　　佃戶們是中國最勤勞和溫順的農民。當田地裡一有空閒的時候，他們進城去打工，成為車夫（cab-drivers）、小販等。在豐收的年份，他們的日子過得舒適。

　　作為第三集團的雇農可分為兩類：1）長期的，2）臨時的。長期性雇農收到的報酬少（一年15元），但他們與其雇主一起生活。雇主們待他們不錯，並管他們吃飯。臨時雇工僅在收穫的時節打工，每天的報酬有14元（譯注：原文如此，恐有誤）。他們也從其雇主收取實物，接受其請客，但當收割時節一過，他們必須進城去找別的活兒幹。

　　一般來說，農民（佃農和雇工）的日子比城裡的工人過得好一些。因為他們的文盲和無知，他們對政治不感興趣，特別是那些沒有感到有大的經濟壓迫的農民，代表了非革命的分子。但是，那些在當地有世仇並且被驅趕到城裡的農民無時無刻不渴望對地方當局造反，但如沒有堅強的組織，他們就墮落為普通的盜賊或個別軍閥（govemor-generals，總督）的雇傭兵。

　　我現在將話題轉到中國的工業和工人階級。中國的工業是不發達的。至今小工業在中國仍佔優勢。大工業非常弱小，因此中國仍需要外國製造的貨物。

　　根據1916年統計，在中國僅有16，597家工廠和車間，雇了總共565，255個工人。在它們中，僅有490個工廠和車間使用機械發動機，其餘的由原始的方法驅動。

　　華北的工業有Chan-Sin-Tian和Dan-She，在1920年那裡有7，000名工人受雇于Danishovsky煤礦。

　　在華東，上海，中國的第一大港，與鄰近的城市Han-Ten、無錫（Vu-Si）等一起被認為是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區。上海的工人僅50萬，其中主要是紡織工人，就業于86家紡織廠。

　　在中國中部地區，長沙（Chan-Sha）、漢口，以及華南的廣州是最重要的工業區。

　　工廠的管理者與工人組織的關係採用（歐洲）大陸的辦法。這些管理者享有不小的特權。他們壓迫工人，榨取其血汗。工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達11小時。在上海的某些工廠，每天工作時間限制在9或10小時。工資各不相同。在工廠工作不滿3年的學徒是不發給工資的。苦力每天收入20—40分（按戰前的匯率，1分相當於1戈比）。工人每天收入50—80分，技術熟練的工人每天收入最高可達1元（1盧布）。在生病或休假時，工人沒有工資。如果一名工人在工作時死了，雇主必須把保險費付給他的家庭，其費率尚待議會（Parliament）討論……至於童工，在上海的調查顯示，有7—8歲的童工受雇于紡織廠，每天賺10分錢，受到雇主的嚴重剝削。

　　中國的工業是不發達的，但由於「中國門戶」對外國資本「開放」，許多海港城鎮已在中國崛起，在那裡，貿易給各類苦力、車夫等帶來了很大的利潤和可觀的收入。那些從農村被迫驅趕出來的農民聚集在那些城鎮中，他們在那裡出賣勞動力。這已在近幾年裡引起了這些港口城市的人口有相當大的膨脹。這些離鄉背井的農民不能成為工廠的產業工人，因為那些工廠不可能吸收那麼多的人。他們成為苦力或無業的無產階級。目前，中國有1，000萬這樣的分子。僅在北京就有150，000個碼頭勞力：他們計件工作，每天工作13—14小時。

　　在煤礦中，正常的日工作時間是8小時，但工資很低，在礦井中日夜三班制工作。低工資迫使工人連續做兩班，即每天16小時，以得到雙份的工資。

　　現在我來談談工人的組織問題。在中國，有特殊的組織保護工人的利益。最強的是紅幫（red groups）和青幫（bluegroups）。這些組織團結了一般的苦力，特別是在工廠中。在Yan-Tsi-Nian三省，這些組織的成員的人數現在已達300—400萬。這些組織強大但不合法。這些成員按照其身份分成不同的等級。老頭子是第一級，其次是Siaz-To-Ze，等等。老頭子和Siaz-To-Ze有他們的下屬，其等級由他們所佔據的地位來決定。他們的規矩和儀式非常嚴格。較低等級的人必須向其上級下跪來表示順從。如果成員違反了重要的幫規，可以將其處死。在另一方面，這個組織保護每一個成員，如同已經表明的那樣，例如，迫害和殺害非成員，因為這些非成員在專門由這些組織的成員受雇的企業裡接受了工作。這兩個幫會不僅在勞工中享有聲望，而且它們也保護小偷和其他無產階級分子。他們在上海有中央機關，在那裡的便衣警察（agents of the police）和外國人已得到許可，他們的主要職責看來是負責監視這些組織的陰暗面。這些代理人和外國人為了「接觸」而參加這些組織。甚至第一次革命從後者得到很多援助。它們也幫助最近的學生運動。

　　在這兩個大組織之上，有許多當地和農村的勞動組織。例如，在上海有很多這樣的組織：寧波幫、廣州幫、江北幫（kinbei-bon）、蘇幫（Subon）、Chayu幫、Khu-nan-bon，等等。這些幫會純粹是按地域的原則來組織的。它們為了工作而互相競爭。這種狹隘的地域原則在這些組織中引起很大的衝突。要在這些勞動組織中廢止這些傾向是非常困難的，然而，有必要向它們發動一場堅決的鬥爭。

　　中國的手工業工人的組織有些像同業公會，它們聯合小手藝工匠，雇工和工人。遭受事故的雇工或工人可得到賠償，萬一死亡，他們的家庭可得到保險費。這些同業公會有它們自己的會章，它規定了工資水準（wage scale）。如果其成員減少支付，違反會章的規定，他們將受到懲處。在商界也建立了類似的組織。上面所述的是與老的勞動組織有關的情況。但必須說幾句關於新組織的話，它們已在過去的一年裡建立起來。這些新組織具有一個更現代的特點：例如，上海機械工人職業工會、印刷工人工會、紡織工人工會、有軌電車工人工會、Chau-Shan工人總工會。這些工會的存在還不足一年，它們的成員數量正在持續增長。

　　它們中有不少組織正在繼續發展，特別是在兩次大罷工以後，這兩次大罷工是由1920年的經濟情況引起的，它們喚醒了工人們要團結和組織起來的覺悟。這些行業工會與我們的青年社會主義者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繫，其中也包含我黨在工廠工作的黨員。有些工會已開辦工人學校，它們也出版日報和組織工人俱樂部。學校和俱樂部的成員不僅包括工會會員，一般地說，還包括所有的工人。在上海，這些工會每個星期天都邀請青年社會主義者聯合會的成員朗讀有關下列內容的講稿：關於世界勞工運動，以及歐洲國家工人的鬥爭方法和組織體制。這些工會的成員已組織了武裝小組，它們做好準備在罷工期間用武力來對付警察和罷工的破壞者。

　　這次學生運動，最初純屬知識階層的運動，現在正逐漸試圖與勞工運動結合在一起。許多學校和大學的學生離棄了他們安逸的生活，加入工人階級，幫助它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工人階級的有覺悟的部分真誠地歡迎他們，認為他們是工人階級運動的先鋒。在去年3月進行了一次5000工人參加的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從歐洲的觀點來看，這個運動看來並無大意義，但是，它是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開始。這次罷工持續了20天，並以工人的勝利而告終。這次勝利對中國工人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去年年底之前，3000男女紡織工人好好地打一頓市政當局的成員們，因為Rian-San省市政府通過了關於絲綢行業的規定。18個（當局）成員受重傷，政府無法召集工人來說明。這次運動還有一個政治上的特點。在今年2月上海的有軌電車工人發動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這次罷工也以工人的勝利而結束。這些工人已經有了階級覺悟，並且瞭解資本家的伎倆。那時，兩個電車工人對我們（青年社會主義者聯合會成員）說資本家知道我們工人至今沒有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我們無法開展鬥爭。因此，他們用停工[封閉工廠（車輛）——譯注]的辦法來與我們作對，然而我們是充分地組織起來的，如果他們繼續停工，我們將得到電力工人和水廠工人的支持，我們將使這個城市沒有光，沒有水。

　　總之，有必要補充一句：中國勞工運動還處於萌芽狀態。在去年，在全中國進行了40次罷工，其中大部分是要求增加工資而發起的，2次罷工是為了改善勞動條件，只有1次是政治性的罷工。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我必須在這裡特別提到共產主義的傾向，這個傾向已在青年社會主義者組織中如此強大地發展起來，以至於幾乎青年團的整個領導都掌握在共產主義者的手中。我們現在已有可能來建立與人數較少的青年團不同的青年共產主義組織，但是為了團結更廣大的群眾，根據我們的原則，我們正努力地在社會主義組織（例如，在學校和教育界，工人同業公會組織，等等）中僅僅組織共產主義者的核心組。通過這些核心，我們必須把青年團的中央和分支機搆的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我們手中，努力地在中國各類青年組織中施加我們的影響。

　　由於存在時間不長，在組織方面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集中（中央集權）還不夠。因而，青年團急迫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緊密團結的中央機關，它可集中於總的指導，並控制青年團的活動，草擬和討論關於這個主題的指示與規定。這個由全體團員選舉的中央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必須通過一個穩定的活躍的情報（信息）系統與他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因為很顯然，青年團的外圍組織將只在中國青年的勞動和學習的群眾聚集得較多的地方才有可能。

　　青年團在政治方面的活動，最重要的是必須在其相互的關係中設法體現出來，並影響現代中國社會基本的階級劃分。

　　總而言之，一方面青年團必須確鑿地證明它的態度是向著工人、流氓無產階級（Lumpen proletariat）、佃戶和農民的；另一方面，是對著軍閥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我們可以並必須按照俄國的同志——共產黨人的經驗和由他們制定和如此輝煌地實施的策略，繼續堅持這種態度以及在直接反對和敵對的集團中工作的方法。

　　然而，我們必須把中國的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集團從所有對我們有敵意的社會集團中分離出來，並通過在學生中建立核心、宣傳和介紹我們的思想，努力贏得這個特殊集團對我方的同情，因為在中國絕大多數的現有學生組織有著革命的特性。一般來說，他們沒有確定的傾向，但有朦朧的革命鬥爭的觀念、方法，特別是還有在以前規定和委派的任務中所採取的行動策略。

　　如同上面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已認識到遵循中國共產黨的原則的必要性，我們的青年團必須在學說上，在關於領導和榜樣方面無條件地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和直接聯繫。同時在管理和技術方面，它必須保持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它的完整和自主是建立在現今的純粹客觀的條件以及這個青年團的活動的性質的基礎之上的。

　　青年共產國際是我們的學說方面主要的領導者之一。它已主張和確定：革命青年運動不能封閉在任何一個特殊的國家的邊界之內，恰恰相反，它與全世界的利益有關。因此，作為這個世界的居民，我們已確立了目標——在中國進行青年共產國際的革命。這將依照他們的意圖的性質來進行，但是，或多或少會有技術上的偏差，這些偏差是由中國的國情的特點引起的。

　　由其名稱來看，青年共產國際的遠東書記處與我們最相似，因此，在派遣它的成員到俄國去的問題上，由於受到同樣的革命的團結和對共產主義的即將來臨的光明前途的信念的鼓舞，我們青年團已把認真仔細地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委託給他們，為了準備在最近的將來所必需的工人幹部，不僅為它自己，也為了上述的書記處。它希望與我們的同志哥和老師肩並肩、手挽手，把苦難深重的中國引向幸福美好的共產主義。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盟萬歲！

　　青年共產國際萬歲！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團

　　張太雷、秀松、陳為人

　　(1)原件系英文，存俄羅斯現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錄自《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此文系張太雷與俞秀松、陳為人聯名向青年共產國際二大提交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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