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張太雷

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

　　一、中國的政治形勢

　　中國1911年的革命，像法國革命一樣，也是一場毫無疑義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嘗試奪取政權，而且也一度奪得了政權，但未能保住政權，很快政權又落入一夥專制統治者手裡，原因是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大到和組織到可以取代專制統治來管理國家的程度。雖然以孫逸仙為首的舊民族主義革命者不能期望再次獨立奪取政權，但是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卻變得越來越強大。1911年[1]的學生運動也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運動，它給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政治自由，反對專制統治者和保皇派。商人也非常積極地參加了這場運動，他們支持學生迫使政府接受學生運動提出的各項要求，以罷市相威脅。不久前，中國資本家組成銀團，旨在為中國政府提供資金，這一事實也說明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在日益增大。通過第一次借款，中國資本家就從政府那裡取得了監督政府開支的權利。這個銀團的影響相當大，毫無疑問，越往後，它的影響會越大。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一個大政黨，現在試圖裝扮成社會主義政黨，用社會主義綱領作掩飾，而實際上它是正在發展中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相當強大，足以戰勝專制統治者。他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生。那時中國無產階級就會得到登臺表演的機會，它要幫助資產階級推翻專制統治者，然後再設法使資產階級遭到同樣的命運。我們希望，在資產階級政府得以鞏固之前，蘇維埃制度就能在中國建立起來。自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以來，中國還絲毫沒有實現民族獨立。這十年間發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凱總統的帝制運動、清朝復辟和南北戰爭。國家處於分裂狀態，它不僅分裂成南北兩方，而且南北兩方又分割成幾塊，現在統治中國的不是一個專制君主，而是幾個專制軍閥。北方的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孫逸仙政府都是徒有虛名，實際上沒有任何權力。日本熱衷於既向北京政府也向南方政府提供經費和軍事裝備，千方百計挑動它們互相爭鬥，主要是為了肢解中國，因為它害怕出現一個聯合的統一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對它的侵略掠奪政策會是一個致命的威脅。所以當袁世凱快要統一全國時，日本就支持孫逸仙的党反對袁世凱；當段祺瑞總理同南方政府作戰時，它就幫助段祺瑞，同時又從物質上支持南方政府。當國內有可能實現和平時，日本就收買安福俱樂部[2]這樣的代理人，千方百計阻撓建立秩序。當安福俱樂部失去政權時，日本又同土匪頭子、謝苗諾夫的朋友張作霖相勾結，繼續在中國從事破壞活動。現在這個張作霖「將軍」實際上左右著北京政府的政策。中國（北京）政府總是心甘情願地迎合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因為事關對一切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運動的鎮壓問題。只要日本的軍事實力未被摧毀，只要日本政府的帝國主義還存在，中國的統一就沒有任何指望。中國正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帶來的種種苦難，並不亞於朝鮮這個不幸的小國，它在殖民奴役壓制下奄奄待斃。

　　二、經濟狀況

　　中國是個農業國，因此它的經濟主要是建立在小農土地所有制基礎之上。手工業生產是全國的主要工業。在中國，除了主要集中在大港埠的少數工廠外，所謂的現代工業企業寥寥無幾。中國無疑還處在經濟發展的原始階段。在所有先進國家居主導地位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還很不發展。

　　但這決不意味著現代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生活沒有影響。自從閉關自守的中國的門戶在西方資本家施加壓力情況下被打開之後，中國的經濟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的粗放農業經濟抵擋不住外國工業品的大量湧入。自然經濟和手工業經濟無法同資本主義生產競爭，結果手工業生產只好讓位給外國機器技術。在其他國家，這種機器生產在排擠手工生產的同時，還在其基礎上建立起大工業，但在中國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中國的手工業作坊相繼倒閉後，並沒有代之而出現大工廠。中國的市場充斥著外國商品。因此，中國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從前在自己的作坊裡獨立謀生的人，現在由於外來產品的競爭而被排擠出作坊，找不到勞動場所。這種情況使得中國人為了獲得生計不是被迫去當土匪，就是去當兵，或者去從事特殊的拉腳業，充實所謂的「人力車夫」隊伍，或者流亡到異國他鄉去尋找工作，就像大批移民時期發生的那樣，就像1915年一些中國人流亡到法國和俄國那樣。

　　這樣一來，中國人民就成了難民，成了受國際資本主義剝削的國際無產階級。中國的狀況甚至比任何一個殖民地國家都要壞，因為後者只是受到某一宗主國的剝削，而中國卻受到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和統治階級的剝削。

　　中國有許多愛國志士，他們宣稱拯救國家使之免遭外國剝削的靈丹妙藥是發展本國資本主義制度。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幻想。世界掠奪者已經把中國弄到無法發展本國工業的地步。每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懂得，當一個國家的工業處於萌芽狀態時，它就像溫室裡的植物一樣，需要對進口商品規定「保護」關稅。既然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工業，那麼為了保護本國的工業，它也應該對進口商品規定高額關稅。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關稅政策完全由外國列強控制著，它們依據強加給中國的一些條約，有權對進口到中國的商品自行規定這樣或那樣的關稅。不僅如此，當中國商人把當地產品從一省轉運到另一省時，外國列強還強迫他們交納關稅（即所謂的「厘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業經不起資本主義工業的競爭，毫無疑問，它還來不及繁榮就得夭折。

　　此外，中國根本沒有歐洲意義上的那種在國家經濟中周轉得很快的民族資本。中國的富豪不願意向工業投資，因此獲得工業資本的唯一可能性，是從外國資本家那裡取得，即資本輸入。這是一切殖民地國家命中註定的事情。為此，現在外國資本家建立了銀團，以便向中國工業投資。中國一些港埠的大工廠也是使用外國資本興建的，屬外國人所有。

　　從上面所談的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用什麼藥方可以治癒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的主要病症呢？中國共產黨根據公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闡述了這兩個問題，作出了以下回答：要振興國家經濟，要使中國人民擺脫外國的剝削，唯一的辦法是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沒收為世界掠奪者效勞的虛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資本、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並把它們轉交給已經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以便發展中國的工業。

　　三、知識分子

　　從前，中國學生讀書主要是為了以後到國家機關中做官。現代教育在中國的提倡，使學生的思想有了一些變化。從國外回來的學生以及從中國大學畢業的學生總是要進入官場的。因此，雖然中國大約在三十年前就接受了現代教育，並且有成千畢業于外國大學的學生回到中國，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對中國的文明產生多大影響。

　　只是到1916年，由於國家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學生的社會思想傾向才開始發生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轉向了文化和物質進步，轉向了現代知識。在這方面，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的著名學者蔡元培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有許多學者，如我們黨內的陳獨秀同志和天才的新文學教授劉複等被聘請為學校各系的系主任和教授。

　　著名學者約翰·杜威[3]也被邀請來校講課。許多學生班為了研究社會問題或探討文學改革，成立一些組織，同時著手出版一種取名為《新潮》的雜誌來宣傳自己的思想。

　　除了《新潮》雜誌，還有一種專門宣傳社會革命思想的較老的雜誌《新青年》。這個雜誌早在1913年初（此處年代有誤，《新青年》創刊于1915年——譯者）就進行過廢除對中國婦女和兒童的家庭純農奴制的奴役的宣傳。這個雜誌第一個站出來公開反對孔子的學說。孔子的學說對中國的整個生活制度有巨大影響，是發展中國文明的主要障礙。

　　這個雜誌通過進行無情的唯物主義的批判，幫助人們揭露儒家的神秘學說。就是這個雜誌第一個號召進行文學革命——廢除只有少數人可以閱讀的文言文，提倡在文學中使用現代白話文。現在這場文學革命運動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新青年》雜誌現在由我們的陳獨秀同志主持出版，它比中國任何一種期刊傳播的都廣，如今這個雜誌已經具有一定的共產主義性質。這個雜誌是中國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巨大因素，因此我認為對它談得更詳細一些是必要的。

　　自從學生們擯棄了儒家學說中的煩瑣哲學。開始思考問題並用批判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事物，自從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階級目標、任務和責任，他們就懂得了，舊的習俗和原則是中國生活進步和經濟形式發展的障礙。學生作為現時資產階級階層的代表，其責任是消除這些障礙，結果就爆發了1919年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這場運動一開始是由一些反對日本掠奪政策的民族愛國志士發起的，但是後來，促使中國走上新文化道路卻成了這場運動的動力。只要舉出下面這個事實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期間出現約一百五十種期刊，這些刊物討論了諸如科學、文學、社會主義、哲學等問題以及社會問題。還有一個事實更證明了這一點，這就是成立了許許多多的組織，如「覺悟社」[4]、「少年中國學會」[5]、「互助會」，等等。

　　這場新文化運動是由少數學生發起的，但在學生運動過後卻變成了一場全民族性運動。

　　從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活動中和他們所研究的領域中，就可以看出他們精神上需要什麼。上述社團現在在研究哲學、純科學（實質上是關於資產階級民主解放的科學）和經濟學。

　　他們正在組織一些新社團來研究現代文明和文化的各個方面，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哲學、數學、物理發展、新文學和新戲劇的社團，還有研究社會主義、家庭問題和許多其他問題的社團。這些社團出版許多雜誌，用來發表它們的工作成果。

　　現在這些社團已在把許多歐洲作者的作品譯成中文，如達爾文、尤金、柏格森、黑格爾、羅素、易卜生、蕭伯特、瓦特、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普希金、莫泊桑、果戈理、斯特林堡、豪普特曼等人的作品。它們出版許多大型著作，如《新世界現代文明叢書》、《俄羅斯戲劇集》等，還出版許多北京大學的著作和其他著作。

　　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

　　結論只有一個：中國社會已經越出狹隘封建農奴制關係的範圍，但是，它在擺脫這種狀況的同時卻不能接近資產階級文化，因為現在中國被世界帝國主義者肢解成許多獨立的「勢力範圍」，它的國民經濟的潛力，它的取之不盡的自然資源，被強大的外國資本套上了殖民剝削的鎖鏈。

　　這就是現代中國——太平洋上兩個強大對手——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悲劇所在。

　　四、社會主義運動

　　談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他們在文化發展方面的活動後，現在我們來簡要介紹一下也是知識分子活動的一個部分的社會主義運動。

　　西方的社會主義大約是在二十年前由於把日本的社會主義著作譯成中文而傳入中國的，部分也是由從歐洲歸來的、曾在《新世紀》雜誌上發表過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的中國留學生帶進來的。但是只是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才開始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新青年》雜誌有幾期專門闡述和評介了馬克思主義和卡爾·馬克思的生平。1919年學生運動發生後，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更大了。幾乎所有與新文化運動有聯繫的雜誌都刊登關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文章，以及關於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文章。《新青年》、《星期評論》、《解放與改造》、《建設》等雜誌，都用很多篇幅探討社會主義問題。

　　當時翻譯出版了下列社會主義著作：澤利格曼的《唯物史觀》、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基爾科普斯的《社會主義史》、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運動》、羅素的《社會改造原理》、《通向自由之路》和《現代經濟思想史》、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哈爾利的《工團主義》和許多其他著作。現在正準備出版一套研究社會主義的叢書，其中的許多書已經付印。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將首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等類學會相繼成立。社會主義在中國無疑正在成為很受歡迎的研究課題。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這種研究時尚可以使我們中國注意到歐洲國家在資本主義的青少年時期就經歷過的事情。

　　中國的社會主義和知識分子大體上可分為三派：無政府主義[6]者、改良主義[7]者和農村公社（新村運動）[8]鼓吹者。無政府主義是最早在中國找到追隨者的社會學說。我們已經指出，《新世紀》雜誌是西方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播者，它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刊物。早在兩千年以前，學生們就在老子的學說中受到了無政府主義的第一次洗禮。因此無政府主義傳播很廣，就是現在在中國也還有很多無政府主義組織，各大城市都有無政府主義小組，但沒有統一的組織。在這些小組中，有蒲魯東主義[9]者、巴枯寧主義[10]者、克魯泡特金主義1 1者，他們都有自己的宣傳刊物，如《自由》、《進化》等。他們還印了大量的傳單。

　　機會主義改良派主要由中國新「議會」思想體系的政治活動家組成。他們鼓吹議會制，並且為了適應時代精神和得到廣大人民群眾以及年輕一代的支持，他們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他們掌握許多報刊。這些人主要是在討好學生，因為他們知道，在不久的將來，學生作為新興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年輕一代，將會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迄今為止，改良主義者還沒有組成政黨，但這樣的政黨可能很快就會建立起來。改良主義者是中國專制君主和（安福系、直系等）軍閥即當今的統治者的重要對手，也許不久政權就會轉到他們手中，因此，我們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在不久的將來要同他們進行鬥爭。

　　新村思想鼓吹者是社會空想主義的一個流派，他們試圖採用俄國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幻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行「社會化」的空想模式，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內建立新的社會。他們的計劃和策略不是去組織群眾奪取地主的土地，而是「贖回」土地，並在「買來的」土地上（千萬不要讓大地產主和農場主蒙受損失）建立集體農場或「共產主義」農場。他們相信，通過宣傳可以使這樣的集體農場的數量無限增加，這樣，這種社會制度就會「取代」舊的資本主義制度或私有制度。當然，這種思想並不新鮮，歐洲人對它早就有所瞭解。

　　這種思想曾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流行一時，並經日本傳入中國，當時這種思想在中國很受歡迎，但現在卻失去了任何意義。它好像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對付開始在中國得到發展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抗毒素。但是現在中國社會思想界的各個階級派別都學會了根據社會問題的內在實際影響來研究這些問題，學會了更深入地分析這些問題，因此，「農村公社」鼓吹者已開始失去追隨者。

　　五、婦女運動

　　在歐洲國家，對共產主義者來說，婦女問題並不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問題，因為這些國家工業的發展，早已使這個問題變成了把人類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奴役桎梏和枷鎖中解放出來的一般性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在落後的國家，婦女問題卻具有現實意義。在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中國婦女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人。她們不僅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家庭奴隸。她們終生勞動，沒有任何報酬，也得不到丈夫和社會對她們的勞動成果的評價。按照孔子的學說，婦女是父親、丈夫和兒子的奴僕。從前，中國婦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因為按照孔子的說法，女子有才便無德，女子（母親、妻子、女兒）無才便是德。但到清朝末年，中國還是開辦了幾所女子學堂。然而這些學堂主要是教授孔子的教義。

　　無論婦女的階級地位如何，她們的這種不自由的處境只能把她們引向革命陣營。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中，我們見到革命者當中有許多婦女。女大學生秋瑾就是革命的殉難者之一，她因參與刺殺舊王朝的一個著名軍閥而被處決。參加革命的婦女要求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政治權利，但是專制的資產階級中國卻忘恩負義地拒絕了她們的要求。

　　1919年我們在學生運動中又見到了這樣的婦女，她們所起的作用不亞于男同學。這次運動可以稱作（資產階級意義上的）第一次婦女解放運動。她們還在各種報刊上發表許多文章，並且出版自己的報刊。她們參加各種學生組織和社團。現在她們掀起了反對婚姻制度的鬥爭，因為在這種制度下，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把婦女看作是一種玩物，而不是集體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她們還反對把婦女貶到奴婢地位的孔子學說。她們的願望是獲得徹底解放和完全獨立于男人。但是先進的（有文化的）中國婦女階層已經意識到，完全獨立只能在經濟獨立基礎上取得。資本主義社會是不能給予這種獨立的，因為婦女無力同男子競爭，所以她們已經開始作為職業革命者參加我們的共產主義組織，以便同資本主義制度作鬥爭。

　　總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社會發展的必然邏輯使得中國婦女意識到，使一切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遭受奴役的總禍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也是使她們遭受奴役的禍根。

　　因此，現在中國婦女不再參加只答應給予她們政治權利的運動（如男女平等運動、爭取男女平等的富有戰鬥性的鬥爭等），而是積極參加同各國無產階級一道爭取經濟獨立的鬥爭，並把政治鬥爭只看作是一種輔助手段。無論這種做法多麼反常，但是中國的客觀生活條件，迫使中國婦女到我們的共產主義隊伍中尋找「解放」自己的方法，因為資產階級就是在同專制君主的鬥爭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可以說也沒有能力使中國的女知識分子以及中國的男女工人獲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惟有中國無往而不勝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做到這一點。

　　六、中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

　　在中國，雖然已經開始對工人運動進行一些研究，但是還沒有這方面的統計資料，因此，我們在這裡只能大致地談一談這個運動。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是全國勞動人口中的主要成分。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時期所具有的兩種經濟制度，即機器生產和手工生產。機器生產主要分佈在一些大港埠，而手工生產多半在內地。從事機器生產的工人也有大生產企業工人和小工廠工人之分。此外，還有一大批工人，因為他們在工人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和人數之多，在我們的分類中單獨列為一類，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苦力。還有大量的女工，她們的人數在不斷增加。

　　擁有一小塊土地的農民占農村人口的大部分。這是獨立的小生產者，與城市貧民相比，他們的生活還過得去，當然是在國家不鬧饑荒的時候。他們之中有許多殷實戶，頭腦裡充滿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他們這些小生產者的利益常常與城鄉無產階級消費者的利益發生衝突，因此不能指望這兩類人很快結成聯盟。這種聯盟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地主和農場主進行鬥爭的過程中，在剝奪這些剝削者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基礎上，才應該並且也才能夠得以實現。

　　農村無產階級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租種土地的勞動者，即對分制佃農或佃農；另一類是像雇工那樣為地主幹活的人。佃農不管土地好壞，通常都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給地主，或者交納收成的一定比例。如果佃農做不到這一點，或者由於某種原因他未向地主交夠應交的收成，那麼他就要被關進債務監獄；如果佃農在自己那塊土地上採取了什麼改進措施，搞了什麼建築，那麼他就會被地主趕走。逢好年景，佃農還能勉強維持生計，因為中國農業很落後，不常有這種情況，所以在中國租種土地就意味著過半饑半飽的生活。對分制佃農經常被迫向地主借債，成為地主的負債戶，如果他們不能按時還債，就會變成地主的奴隸。

　　農業工人（雇農）受雇于雇主，分長工和短工，長工期限是一年，短工期限是農忙季節。長工，雇主管吃管住，一年的工錢約三十塊大洋；短工，工錢較多，每天約兩角，但是農忙季節過後，他們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他們經常在找工作，不斷補充失業者隊伍。失業人數越來越多，與日俱增，因為不斷有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被拋上街頭的小手工作坊主加入。這些工人為了尋找工作，經常飄泊在城鄉之間。因為中國的生活費用總是在上漲，所以雇農的生活越來越困難。

　　農民幾乎全是文盲，他們沒有任何組織，缺乏階級自我意識。他們俯首聽命，簡直令人吃驚。去年，即1920年，全國各地鬧饑荒，成千上萬人挨餓，餓死者不計其數，但饑餓的民眾竟沒有舉行過一次饑荒暴動。沒有組織過一次起義，沒有作出過一次抗議的表示。然而中國共產黨知道，這種俯首聽命只是暫時的，不管中國農民多麼愚昧和不覺悟，他們必將同工人群眾一道為爭取自由和土地而同帝國主義者和農場主展開鬥爭。

　　從事手工生產的工人可分為三類：1.小作坊主；2.工匠；3.學徒。

　　作坊主雖然是小私有者，但同時又與自己雇傭的工匠一起幹活，他們同小農一樣，也有私有觀念。第二類從事手工生產的工人，是這些小作坊的工匠。他們通常要當兩三年學徒，而後每月拿兩三塊大洋工錢，作坊管吃管住。他們幹活沒有規定多少時間，通常從早幹到晚。

　　學徒進作坊是為了學手藝。他們除了要幹作坊裡的各種力氣活外，還要幹作坊主的全部家務活。他們不拿任何報酬。三年學徒期滿後，他們就成了「自由的」工匠。這樣，他們就有權為掙兩三塊大洋做一名受作坊主剝削的獨立的手工業者。由於手工生產逐漸受到港埠機器生產和進口外國產品的排擠，中國手工業工人越來越少。他們離開作坊到大城市裡的大工廠找工作，或者到農村給地主當雇工。他們常常在城市和在農村都找不到活幹，這時他們就去當苦力，幹各種零活，或者去當「紅鬍子」（土匪）。

　　隨著資本主義輸入中國，大批工人通常集中在大港埠的大生產企業裡，這是工人的另一個階層。他們的狀況在很多方面同19世紀初的西歐工人相似。他們每天工作十至十六小時，工資菲薄，因為從事手工生產的工人經常踏破大工廠的門坎，從而降低了熟練工人的工資。因此，工廠工人受到貪婪的雇主和特殊的中間人（工頭）、監工或其他國家稱之為「掮客」的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工頭是工人階級的上層，他們維護資本家的利益，擁有雇傭和解雇工人的全權，資本家利用他們作為進行剝削的工具。工頭強迫工人為微不足道的工資長時間地工作，此外，他們還利用工人的極端貧困，向工人放各種高利貸，榨取工人的最後一點血汗。為了使工人更加依賴于他們，他們誘使工人墮落，開辦許多賭場和妓院。工人沒有任何醫療救護條件，得不到任何傷殘費或養老金。

　　工廠工人通常比雇農或從事手工生產的工人思想要開展些。儘管他們的階級自我意識還相當低下，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教他們懂得了組織起來的好處，而客觀的社會發展條件已使他們置身于共產主義戰士的行列之中。

　　苦力占中國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當從事手工生產的工人被排擠出作坊，或者農民被從租種的土地上趕走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還想方設法進入大工廠，一些人去當土匪或者去當兵，而大多數人則去找所謂的「人力車行」，成了人力車夫。他們的工資很菲薄，而且要工作很長時間。他們整天拉著自已的車，常有體弱多病的「苦力」不得不拉一個大腹便便五六普特重的資本家不停頓地奔跑七八俄裡。當人力車夫饑腸轆轆或精疲力盡而無法跑得很快時，「文明的」歐洲乘客就用腳踢他們的後背或賞他們幾棍子，這是常有的事。

　　人力車夫靠這種苦役般的勞動掙來的錢，一部分要作為租車費交給「人力車行」，一部分要作為跑街稅交納給政府，剩下的錢只能勉強糊口。

　　冬天，當懶洋洋的資產階級喜歡呆在自己溫暖的家裡的時候，人力車夫卻衣不蔽體地站在停車場上等待乘客，差一點被凍死。

　　現在在每個大城市裡都有大量的人力車夫，僅北京就有十多萬，全國總計有五十到六十萬。承蒙資本主義制度的恩賜，他們不得不去拉車做牛馬。

　　最後一類工人是女工。她們是自己丈夫不折不扣的奴隸，並要幹地裡的活。除了在家裡的生活費用外，當然她們什麼也得不到。農村婦女還要打零工，在一定的季節為了養家糊口要到棉紡廠和絲織廠去做工。但是，因為近幾年中國的粗放養蠶業受到現代化大工廠廉價生產的排擠，婦女便常常到這些工廠去打短工。

　　這樣，窮苦工人的妻子，由於無法靠丈夫掙錢養活自己，不得不到工廠去找工作，可是工廠很少，不是所有想做工和需要做工的婦女都能找到工作。因此，婦女勞動現在已經是男子勞動的競爭者，是男子工資降低的一個原因。

　　七、中國的工人運動

　　以前，同業公會和行會是中國唯一的工人組織。

　　民國元年（1908年）（原文如此，應為1912年——譯者）才出現「工人工會」這個名稱。當時在上海建立的「中國職工會會」和在唐山建立的「唐山工人聯合會」就是這樣的組織。但是這些工會都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組織，它們是由一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活動家組織起來的，這些人利用這些組織作為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1919年，學生為了取得工人群眾的支持，也組織了「中華全國工人聯合會」和一些城市的許多工會。只是到1920年我們才有了真正的無產階級工會。

　　中國的大多數工人組織還是同業公會和行會。這些組織主要是由某一行業的工作者組成，包括作坊主，但學徒不能參加。這些組織的唯一目標是不借任何代價和不管怎樣延長工作時間，也要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這些行會都有某種紀律，一旦組織作出關於產品市場價格或者工資的決定，行會所有成員都必須服從。行會和同業公會按地區或按市區組建，覆蓋區域不大，也不同其他組織聯合。

　　另一類工人組織是由參加議會的生意人組建的「工會」。這些偽工會是他們用來作為玩弄議會把戲的工具。這種「工人」組織在中國是很多的，其中主要有「上海中國工人聯合會」和「湖南工人聯合會」。

　　這裡還應該提到，有許多工會是由各資本家在自己的工廠裡建立的，目的在於阻止工人建立純階級的全國性工會。

　　此外，還有一種工人組織，是由工人自己倡議根據同鄉原則建立起來的。建立這種同鄉會的目的是為了在生病或死亡時進行互助，為了防止他鄉人的侵擾，有時也是為了提高工資同雇主作鬥爭。在中國，有很多這種同鄉會。

　　上面列舉的各種組織，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人組織。在中國，真正的工會很少。只有上海的機器工會、五金工會和印刷工會，香港的機器工會、五金工會和一些其他工會可以說是這樣的工會。這些工會不是按行業組織的，也不像同業工會那樣，唯一的目標是改善物質狀況，而是按產業原則組織的，目的是為了爭取較好的工作條件，如縮短工作日，實行免費醫療，改善衛生條件，實行保險，救濟失業者、病人和殘疾人，以及支援一般的職工運動。

　　直到最近，中國未發生過有組織的工人罷工，但是在1919年，滬甯鐵路工人曾同許多其他工人一起宣佈罷工，聲援反對北京政府的學生運動。這是對中國工人力量的第一次檢驗。從那時起，因消費品不斷漲價，工人又多次宣佈罷工。僅在上海就發生罷工約五十起。去年發生的兩起具有特殊意義的罷工是香港機器工人、五金工人的罷工和南京絲織工人的罷工。香港的罷工，所有機器工人和五金工人都參加了，罷工人數達七八千人。他們要求提高工資百分之三十，經過二十天的罷工，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在這次罷工中，工人表現出堅定性和無產階級團結精神。南京絲織業工人的罷工是純政治性的罷工。工人停止工作，抗議省立法會議通過一系列不受歡迎的法律。他們未滿足於僅僅拒絕工作，而且用暴力驅散了這個立法會議，並打傷了幾名與會者。

　　幾個月前，在上海發生了法租界電車工人的罷工，這也是一次很有特點的罷工。工人要求青年團給以幫助和指導，工人知道資本家的策略是試圖用饑餓來摧毀他們的意志，而他們想儘快迫使資本家作出讓步，於是他們就採取一些措施，號召整個電車業和其他企業舉行同情罷工。電車公司懾于工人的力量，在罷工進行兩天后就滿足了工人的要求。

　　還有一次值得注意的工人行動，不久前發生在唐山煤礦。直接起因是礦主解雇一名頗受工人歡迎的工程師。罷工工人要求重新錄用這名工程師，提高工資，改善工人待遇。罷工結果我們還不清楚。根據上面列舉的這些罷工情況，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工人暫時還只是滿足於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但是他們已經證明自己具有堅定性和無產階級團結精神，他們還證明，他們沒有喪失革命精神，在必要時他們能夠展示自己的力量。

　　八、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從那時起，中國其他地方也相繼出現許多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3月以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在各地我們不得不同無政府主義者共事，但在這些共同的組織裡，我們有自己的同志對這些組織進行監督和指導，並力求使它們變成純粹的共產主義組織。但後來我們確信，繼續同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開始以共產主義組織的名義發表關於他們的目標和原則的宣言，而他們的目標和原則同我們對共產主義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馳的。

　　為了說明我們的目標、原則和策略，為了把無政府主義分子從組織中清除出去，我們認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開各組織代表會議。我們以這次會議的名義發表了我們的目標和原則宣言，在這次會議上制定了臨時綱領。這個綱領確定了我們組織的結構和工作計劃，表明了我們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業公會和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以及共產黨對工會的態度。

　　迄今為止，我們所做的工作還只是籌備性質的。我們的情報部向中國報刊提供了關於蘇維埃俄國和工人運動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和闡述美國「民主」實質的一般性材料。組織部在許多大城市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京、上海和廣州開辦了工人學校和工人俱樂部。該部還在各工業部門建立許多工會，並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會的代表派往各個城市去組建當地的這個工業部門的工會。組織部還試圖打入同業公會和行會組織，以便瓦解它們，並由這些組織中的無產階級分子建立起像已經建立起來的印刷工會那樣的新的純粹的階級工會。幾乎所有罷工都是由我們黨員同志組織或領導的。

　　我們的出版部為工人群眾出版許多週刊，如上海的《勞動界》、廣州的《勞動者》和北京的《勞動音》以及一個週報《來報》。該部還為工人印刷一系列小冊子和傳單，如《一個士兵的故事》、《工人對話》、《工會》、《共產黨人是什麼樣的人》等。中國共產黨還把《蘇維埃俄國》、布哈林的《共產黨綱領》和一套《社會主義者袖珍叢書》譯成了中文。這套叢書中最先譯成中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導言》。

　　我們還出版一些雜誌，如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青年的雜誌《曙光》和《新青年》以及日報《社會活動家》。此外，共產黨還著手把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中文。

　　到今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七個省級地方黨組織，它們是：

　　1.北京組織，其主要成員最初是青年學生，最近已開始大量吸收京漢鐵路修配廠的工人。該組織現在擁有一所模範工人學校，有學員一百五十人，教師是兩名工人共產黨員和兩名來自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黨員。

　　2.天津組織及其唐山站分部，該分部的成員是津浦鐵路這個最大車站的鐵路修配廠的工人。黨特別重視唐山地區，因為它是中國的一個最大的工業中心，這裡有：（1）擁有二千五百名工人的京奉鐵路修配廠；（2）擁有二千名工人的啟新洋灰廠；（3）擁有一萬四千名工人的開灤礦業公司的礦井。在這個地區，現在我們黨正力求通過開辦工人學校、工人俱樂部和建立各產業工會發起組的辦法來鞏固自己的陣地。我們在這裡除了共產主義組織外，還有兩個小組，一個是五金工人小組，另一個是鐵路工人小組，在它們周圍，我們團結了相應的工會。

　　3.漢口組織，它同城市工人，特別是印刷工人保持著牢固的聯繫。

　　4.上海組織，它有三個分部，它在工作中不僅像初期那樣依靠青年學生，而且依靠不久前建立起來的工會。怪不得去年在廣州五金工會代表大會開幕式上，中國最有威望的共產黨員之一、當地工人好德（即楊明齋——譯者）說：「我們在這裡建立第一個不依賴於資本主義社會並且直接與它為敵的工會，這個工會要按產業原則組織工人去為中國人民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目前這個工會約有五百名會員。

　　5.廣州組織，它依靠當地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和一些工會組織。

　　6.香港組織，它不僅依靠香港三十個工會組織中的十二個工會組織，而且還同汕頭、福州、澳門等城市的工人保持著聯繫。

　　7.南京組織，它是最年輕的組織，但已經同周圍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聯繫。在我們黨的隊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有理論素養的工作人員，所以在智力方面，中國的所有資產階級派別都會羡慕我們黨。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並不誇大個人在無產階級群眾鬥爭中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們的隊伍中有一些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大理論家，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大好處，為了使共產主義思想在我們這個遠東大國的土地上取得勝利，我們党必須利用這一點。

　　九、我們的前景

　　中國共產黨至今只是做了籌備性工作。它力求擴大自己對廣大工農群眾的影響基礎。現在它已經擁有一大批共產主義組織和訓練有素的工作幹部。

　　由於有我們在上面所談的那些客觀條件，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前景可作出如下展望：

　　1.日本的帝國主義政策，支持中國專制統治者和貪得無厭的中國軍閥，正在為中國的群眾性革命鬥爭創造一切條件。

　　2.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特別是在其掠奪性勢力範圍地區和在其收買的中國佩帶金肩章的將軍（督軍）活動的地區實行的令人無法忍受的民族壓迫，正在為開展廣泛的民族運動創造一切條件。共產黨的任務是為這種自發性運動輸入革命鬥爭因素，以便把民族範圍的自發性運動同中國民眾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融合在一起，並使之從屬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

　　3.中國有成千上萬無家可歸、饑寒交迫的窮人（流氓無產者和貧民），這些遭受社會壓迫的民眾由於饑餓和不自由，現在紛紛加入土匪隊伍（紅鬍子）。這種隊伍是由日本教唆者組織起來的，目的在於使日本人借助這種隊伍更容易保持中國的無政府狀態並借它們之手來扼殺中國勞動人民。鑒於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應當毫不遲延地擔負起把這個暫時還不成熟的具有戰鬥力的革命材料組織起來的職責，為此要從中選出所有最健康和最堅定的分子，並借助於他們在全國開展廣泛的遊擊運動，打擊日本干涉軍，打擊投靠日本資本家的本國專制統治者匪幫。我們在這樣利用這些在現有社會經濟條件下被迫去當土匪，去當壓迫中國勞動人民的工具的分子，並把這些人的不滿情緒納入反對現存經濟制度和反對日本殖民壓迫的革命鬥爭軌道的同時，還應該使他們成為有階級覺悟的人，把他們從日本的手中奪過來。日本只不過是需要他們當炮灰，當實現其侵略目的的工具。

　　4.被日本人編入遊擊隊的中國窮人（流氓無產者和貧民），現在成了對付我們的工具。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要把他們變成我們對付日本軍閥和我國軍閥的工具。不過現在我們還有一項更重大的任務，這就是要儘快把這些具有戰鬥力的革命材料不僅從日本佔領者手中奪過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從日本人的走狗、前北滿紅鬍子頭領張作霖的手中奪過來。張作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奴隸主，為了日本金融家和交易所經紀人的利益，他現在正在拿這些流氓無產者和貧民的血肉作交易。

　　5.反對日本軍閥的遊擊行動，一開始肯定會給日本提供一個新的藉口來調入軍隊和再佔領中國的一些地方，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這些試驗無疑會促使中國人民掀起更強大的民族運動，中國共產黨仍然應該利用這一運動來同整個帝國主義作鬥爭。

　　6.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它還認為自己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加緊把分散的無產階級力量聯合成一些強大的階級組織，把所有至今還處於分散狀態的分子聚集在一起。並把他們吸收到這些組織中來，將他們組成一支無往而不勝的無產階級革命大軍，使之成為整個世界無產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項工作中，黨當然也不能忘記脫離勞動階級的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忘記中國婦女毫不妥協的革命精神，而要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將他們的一定階層放到無產階級鬥爭熔爐中重新加以鍛煉，使之成為統一的革命機器的有用螺絲釘，我們採用我們歐洲兄弟和導師們的說法，稱這部機器是歷史的火車頭，是無產階級同它的宿敵——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行階級鬥爭的機器。

　　[1]1911年，原文如此。

　　[2]安福俱樂部，此處指安福系，即民國初年依附于皖系軍閥的政客集團。1917年7月，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後，為抵制孫中山在廣東召開的非常國會，控制即將開始的國會選舉，指使其親信徐樹錚、王揖唐、曾毓雋等在北京的安福胡同組織俱樂部，利用段祺瑞政府的賣國借款，收買議員政客，操縱選舉，致使1918年8月的國會中，安福系成員多達330餘名，被稱之為「安福國會」。1920年7月爆發直皖戰爭，直系取勝之後控制北京，段祺瑞辭職，8月，安福國會被解散。

　　[3]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學的先驅，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代表。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發生過重大影響。

　　[4]覺悟社，五四時期天津青年學生的進步社團，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中的骨幹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等20余名青年組織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地點在天津市河北區宙緯路三戒裡4號。

　　[5]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因中日訂立軍事協定，引起了赴日留學生歸國組織反日運動而發起的組織，模仿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在西方創立「少年意大利」，故起名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6月30日發起籌備，發起人有王光祈、周太會、李大釗等人，次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在五四時期青年社團中，是會員最多，歷史最長，影響深遠的學會之一。後因組織內部意見不一致而停止活動。

　　[6]無政府主義，近現代西方小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思潮之一。主張立即取消國家和政府，建立沒有任何政治權威、絕對自由的社會，又譯安那琪主義。

　　[7]改良主義，一種政治思想，一般來說，是作為暴力革命對立面出現。

　　[8]農村公社，一種社會思潮，主張通過改造農民、農村來達到建設目的。

　　[9]蒲魯東主義，19世紀40年代產生於法國，50—60年代廣泛流行於西歐國家，並頗具影響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

　　[10]巴枯寧主義，19世紀中葉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巴枯甯為主要代表，宣揚絕對的個人自由，否認任何權威，反對一切國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建立絕對自由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

　　[11]克魯泡特金主義，無政府主義的一種思潮，主張人類社會應該發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會，人們不受政治、宗教、軍隊的干擾，取消私有財產和不平等收入，按需分配。

　　(1)原件原存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馬貴凡譯。這是張太雷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書記舒米亞茨基指導下，為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撰寫的一篇報告。張太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于1921年7月12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第23次會議上討論東方問題時作了發言，由於當時限定每個發言不得超過五分鐘，他未能在會上宣讀這篇報告。譯文標題為譯者所加，原俄譯稿標題為《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同志的報告》。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