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歧途上的中國_鄒韜奮

在歧途上的中國

　　一

　　關於中日的外交問題，我們在上期本刊已略有表示，我們曾經提出兩點：第一、要調整中日邦交，有個先決的大問題，那便是中國要收回東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及其他有損主權的協定；第二、中國政府應嚴守國土和主權完整的根本原則對付外交，外交絕望後即應採取「斷然的處置」。我們認為這兩個要點，是全國對於外交途徑所不可絲毫放鬆的。

　　中委王寵惠氏最近對新聞記者暢談中日交涉問題，說「目前中日關係的緊張，為無可掩飾的事實，中日交涉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只須看看日本的積極準備，便知道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後的關頭，誠如王氏所說，尤其重要的是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換句話說，中國現在還是下決心嚴保國土和主權的完整呢？還是再作進一步的投降？在歧途上的中國，就是自己還要敷衍，對方也不讓中國敷衍了！

　　在這個艱危的時候，中國為保全民族的生命計，應有自動的外交，在有一定原則下的外交，然後能堅持到底，步驟不亂；倘若為對方恫嚇所威脅，不惜破壞國土和主權完整的原則，以遷就對方提出的無理要求，那正中了他們的詭計。日本一方面派桑島東方局長帶著「最後的話」來中國；一方面日本軍部各領袖公然宣言，他們對於中日局勢所採取的立場，可概括於下面的一句話，那就是日本必須充分準備于必要時訴諸武力。不但口頭上的恫嚇而已，他們在華北幹著大規模的長期的軍事「演習」，更緊張地脅迫宋哲元氏漢奸化；在華南大增派其海軍，耀武揚威，肆行無忌：恫嚇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最近日本松室少將對關東軍報告關於中國的情報，竟老實說：「帝國如欲對華發動口實，隨意可得，故看到中國的官民誠惶誠恐對日不敢犯主義，殊極可笑。由此益可窺見帝國的威力，帝國安可不乘勢進攻，奪取特殊的權益？」又極力主張利用「普遍的恐日病」，「純采不戰而勝的方式」，「以威力脅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慎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損失」，「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實力分子，與以實力的援助，使他鎮壓抗日分子」。這些是多麼怵目驚心的話語！但是中國的全國國民決不容許在恫嚇中斷送任何部分的國土和主權！

　　二

　　以上所說的第一要點是我們應堅守國土和主權完整的根本原則，不受任何恫嚇所動搖。其次我們所要嚴重注意的，是遠察世界大勢，近觀中國現實，在侵略者殘害我們民族的生存而無法用外交途徑挽回的時候，我們發動民族解放的抗戰是有著光明的前途；不可受失敗主義的麻醉，認為發動保衛國土主權的抗戰就是等於亡國；這實在是「恐日病」的最深的病根，需要我們大聲疾呼嚴厲糾正的。我們所尤其痛心的是看到最近「京滬各報館之連署」的《中日關係緊張中吾人之共同意見與信念》的宣言，說什麼「釁端既起，中國如作城下之盟，即為自署亡國之符券，世世子孫，真將永劫不復」。在未抗戰以前，即作城下之盟的打算！于「衛國」一詞以後即緊接上「殉國」的消極名詞。我們對於連署這個宣言的「掌持輿論，同為公眾喉舌，對內對外，均有宣達公意之職責」的各報，不免感覺到很大的失望和痛惜。我們固然知道主持各報的先生們對於愛護國家民族的動機，並不後人，絕對無意為侵略者張目，但無論何國，輿論態度總較政府進一步，尤其是外交緊迫的時候，民眾力量更是政府的重要後盾，現在竟于無意中替侵略者廣播「恐日病」的毒素，這是很可痛惜的。以「純采不戰而勝的方式」的鄰國報界，對於中國人民保衛國土主權的願望，向來缺乏同情，而這次對於這個宣言，獨宣稱「倍加讚揚，並以誠意接受」，我們自己跑進了他們的圈套，是很顯然的。

　　目前的形勢，使我們回想到「二十一條」時的慘像，但是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下的中國不應該是當時的中國，現在的中國，國民也不是當時的中國國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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