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

第一章流亡(1)

　　這本書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寫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談流亡。

　　我這個人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很富於流動性似的，好像是很好動似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從上海做出發點，由大西洋流動出去，於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動回來，在地球上剛剛環繞一周，流動了這麼大的一個大圈子！隨後十年來，除和幾位救國會的同志在蘇州略嘗鐵窗風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樂此不疲似的！流亡包含流動，在實際上我很怕流動。

　　我怕流動，倒不是因為我懶惰。

　　第一因為我的職務關係。我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編輯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國這樣的艱苦環境裡，真正認真辦事的機關往往事多人少，不易離開職守。我雖怕流動，在職務上需要流動的時候，也只得流動流動。例如初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職業指導股主任的時候（當時該社主任黃任之先生，主任之下分股辦事，我不久即改任編輯股主任，主持《教育與職業》月刊，職業教育叢書，後來專辦《生活》週刊），就為著職業指導運動，偕同楊衛玉先生（當時任該社副主任）跑了十來省的路，不過比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區域。

　　第二因為我有暈船暈車的毛病。這種毛病雖不算很利害，但有時卻也夠麻煩。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任事時，有時因該社在南京開年會，有時因演講（當時東南大學的暑期學校每設有職業教育組，請職教社同人任講師），我臨時由火車偕任之先生于晚間趕往南京。當時由上海往南京，乘夜車是最經濟的辦法，夜裡十一點鐘開車，第二日晨六七點鐘便到。但是因為我們乘的是二等車，四人對坐，中間一小幾，不得躺下去睡覺，有時同座雖偶然空個位置，彎曲而臥，也勉強得很。以有暈車習慣而又不慣熬夜的我，每經這樣一夜，便不免頭昏腦脹，精疲力盡。我當時實在敬羨老前輩任之先生那樣的精力。我在車裡夜眼蒙矓中總看見他常常從衣袋裡挖出厚厚一本的活頁日記簿子，用自來水筆在那上面寫這樣寫那樣，打瞌睡的時候很少。黃先生那個時候是社會上的忙人。他的什麼計劃，什麼演詞要旨，大概就在這種時候寫下的。黎明車子到了南京，我拖著疲乏不堪的身體隨他下車，好像生病初愈似的，但是他老先生卻精神抖擻，步履如飛，總走在我的前面。依理我這後輩在旅途中應該照顧他老，但是在實際上卻反過來，叫黃包車，講車錢，都是由他老一手包辦，佈置妥貼之後，我安然坐上車子隨他進城。

　　其實就中國一般情形說來，交通不便，設備欠周，也是使人怕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中國有句老話，說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難」。有些洋氣十足的朋友，每易破口就罵中國人不知道旅行的益處，不能像外國人那樣喜歡旅行，增廣見聞，增加知識，甚至認為這也是中國人的一種劣根性，與什麼「民族性」有關，他們根本就沒有顧到中國人所處的是什麼環境。我在國外走了一遭之後，更覺得這種責備是含有莫白之冤。以我這樣怕動的人，在國外的時候卻也喜動，就是環境給與他以動的種種便利。

　　我在國內雖怕流動，但是為職務上所需要時卻也不辭跋涉，至於萬不得已而不得不流亡，那更含有比較重要的意義，和尋常職務上所需要的流動不能相提並論的了。請談我的第一次流亡。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於《生活》週刊的力量突飛猛進；一方面是由於參加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關於《生活》週刊的始末詳情，我在《經歷》及《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兩書中都曾述及，在這裡不想多說。簡單說起來，該刊最初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所創辦，旨在宣揚職業指導和職業修養。後來由於時代的需要和內容的進步，漸漸推廣到實際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對於民族解放的倡導及不抵抗主義的嚴厲攻擊尤不遺餘力，超出最初創辦者所規定的宗旨，有獨立經營的必要。可感謝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諸先生慨然允許其獨立，由生活週刊社全體同人組織合作社，獨立續辦，後來成為進步文化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的生活書店，即濫觴於此。

　　當時《生活》週刊風行海內外，聲勢日大，不僅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城市可以隨處見到，即在內地鄉村僻壤及遠在異域的華僑所在地，也隨處可以見到。最有趣的是不但承蒙許多熱心讀者自動介紹訂戶，而且訂戶還有傳代的，父親歸天，兒子還要接下去！

　　當時的《生活》雖在這樣蓬勃洶湧形勢之下，在實際上每期銷數也不過十五萬份。這個數量在外國出版事業發達的地方，可謂渺乎其小，但在中國卻好像已屬驚人。當時有女作家蘇雪林女士把這個事實向胡適之先生提及，胡先生不信，說據出版界邵某說，《生活》每期不過二萬份而已，認為無足重視。其實事實勝雄辯，不值得爭辯，事實上當時因紙張貼本太重，一部分要靠廣告收入貼補，為增強廣告戶的信任起見，我們曾將郵局立券寄遞的證件及報販收據製版印出證明。《生活》週刊共辦了八年，當時的政府如與胡適之先生有著同樣的意見，它的生命也許還可以長些，不幸《生活》卻被他們重視起來，《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時候，就被下令禁止郵遞。

　　本埠——上海——銷售只是占全部一小部分，最大部分是要由郵局寄往外埠的，所以禁止郵遞當然是刊物銷路上一種嚴重的打擊。怎麼辦呢？當時《生活》自問對於政府只有在政策上批評的態度，並沒有反政府的態度，所以首先從解釋誤會下手，由國民黨的党國元老，向來關心文化事業的蔡孑民先生兩次致電當局解釋，當局兩次回電拒絕，咬定要禁止郵遞，蔡先生雖非常和我們表同情，也無可如何。我們還在無辦法之中想辦法。任之先生認識黃膺白先生（郛），乘他往見某先生之便，托他代為疏通，某先生拿出一厚本合訂起來的《生活》週刊，那上面把批評政府的地方都用紅筆劃了出來，他認為批評政府就是反對政府，所以絕對沒有商量之餘地。這樣看來，郵遞這條路是要斷絕了，刊物也就不免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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