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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太少


  有某君談起他有親戚某甲最近乘滬甯車到滬,所乘的是三等車,上車時乘客擁擠,座位上都坐得滿滿的,他只得立著,後來立得腿酸腰痛,東張西望,無意中瞥見有乘客某乙自己坐著了一個座位,身邊又放著一件行李,也占去了一個人的座位。某甲便請他把那件行李拿下來,讓他坐坐。不料某乙竟不肯讓,某甲和他大辦交涉:「你買了一張票,我也買了一張票的……」某乙很頑強的怒斥他:「誰來管你買票不買票!」某甲更冒起了火,愈嚴厲的提出抗議,某乙卻妙得很,把本來掛在胸前衣服裡面的一個徽章,特為抽出來拖露於衣外,表示他是機關裡的職員,也許還是一個什麼官兒。可是某甲仍「弗識相」,反大講其理由,說什麼「現在的政府是民治的政府,鐵路既是國家的,便是國民所得共享的……」某乙聽了說得更妙,他正而經之的憤然駁他道:「我就是國家的,我的行李就是國家的。」理由多麼充足!法國的專制皇帝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的話,不能專美於前矣!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他既做了公務人員,國家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國家的,所以他可以隨意享用,乃至於他的行李也有享用火車上座位的特別權利!我卻笑語某君:「他的行李既然是國家的,即不是私人的,公物公用,便不應給他私有,應該充公才是!」

  這位用徽章來嚇人的仁兄誠然憨態可掬,憨語可哂,但也未嘗不是有人—比他顯赫的—拿機關或官吏的威權來「侵略」我們老百姓,這種好榜樣給了他暗示,他不過是做得憨些說得憨些而已。當時全車的其他乘客都作壁上觀,某甲雖繼續的抗議,只好像中國人在租界裡的抗議,都是白說的,竟一路嘰哩咕嚕的立到上海。

  我記得《西瀅閒話》的著者說過這樣的幾句話:「有一次我立在倫敦一條街上,候著看新市長就職的行列。大約立了一點鐘,我身後的人已有數重,忽然一個中年婦人突來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聲不響的退讓了。我兩旁的不認識的女子卻抱了不平。她們說我站了一點多鐘,那婦人不應當搶我的地位。中年婦人聽了她們的批評,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她去後我兩旁的人還憤憤的說她無禮。這種在中國會有嗎?誰肯這樣無故的開罪他人,何況為了不認識的外國人?然而這樣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國遇見就不止一次。」

  老實說,我國敢於淩轢法律而專姿橫行肆無忌憚者之所以多,就是一般國民中「傻子」太少而社會制裁力太薄弱的緣故。我國的那個「某乙」所以敢於無理「頑強」,英國的那個「中年婦人」所以不得不「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並不是她比他特別好,是因為她的國裡「傻子」多而社會制裁力強;他的國裡「傻子」少而幾至於無,社會制裁力弱而幾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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