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道德問題的論戰_《懸想》

性道德問題的論戰

　　日前抵滬，在最近兩期《生活》上看見先生和梁君及亦青女士討論李童戀愛事件，甚佩高論。李童在廣州訂契約時，我正在廣東，曾略有所聞；現來上海，又值此事發生，且引起社會上注意。本擬待童女士將事實經過發表後再來討論；但現在他們已經和解，真象恐無大白於社會之一日；暫就個人所知，略為推論，質之先生以為何如？

　　我之要和先生討論的，不僅在李童戀愛事件之本身，而尤著重在知識階級之性道德問題。目下知識階級對於性道德，尚無一定標準；舊道德已破壞無餘，新道德尚未建立，於是有許多女子為此徬徨時代之犧牲者。在知識階級已有相當地位的人，往往家裡放著一個老婆，外面再有一個戀人，他不僅把戀人時常更換，而且同時能應付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戀人，但一般人對此並不覺奇怪。他之能夠如此，是憑籍他的地位，他的學識以及聲望；固然，女子不應為虛榮心所驅使而自投羅網，但平心而論，如果我們非如叔本華之有痛恨女子的成見，則該承認女子是居於被動的成分多。無論如何，她們不能去強姦男子，引誘男子；縱有像余美顏其人，亦不過千百女人中之一二人而已。

　　（中略）

　　先生對於「只談戀愛，不談婚姻」這一問題，以「無暇置論」四字了之，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以《生活》週刊及先生在社會上所居之地位，卻不應該把這個重要問題放過。我不相信童女士能夠大膽說過此話（李氏信中所雲，似乎不足為准），反之，在上海以及在廣州，我卻親耳聽見「李哲學家」這樣講過。無論此語出於誰人之口，「哲學家」總不應以此語來遮飾自己的罪惡，來卸卻自己的責任。事實告訴我們，現代女子有百分之九十在社會上不曾取得經濟地位。女子的黃金時代，不過青春時代的十幾年，倘使女子把這十幾年過完便應該死，則「只談戀愛，不談婚姻」的原則還可成立；否則天下的男子固然得其所哉，而天下女子「無噍類矣」。

　　（中略）

　　總之，我覺得李童打官司的事，關係尚小，知識階級之蹂躪女性，卻是目下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我推崇先生及《生活》週刊之故，所以不憚煩寫了這許多；先生或者不同情我的意見，但最少會同情於我之用心。我相信先生對於我會有詳細而正確的解答，倘因此拋開李童事件而引起性道德問題的論戰，我相信《生活》週刊會不惜篇幅來刊載；我更相信這種論戰對於現社會不是點綴品，裝飾品，多少會有點好處。不審先生以為何如？

　　許志平

　　按：許先生的「意見」和「用心」，記者都表同情，因為他主張在「女子有百分之九十在社會上不曾取得經濟地位」的時代——也就是亦青女士在上期本刊所謂「在這男女尚未真正平等的情形社會裡」——女子不能「只談戀愛不談婚姻」，男子也不應對這樣的女子「獨闢蹊徑」，我為什麼表同情於這個主張？因為我以為「兩性間以不害人不害己為最高標準」（詳見上期答亦青女士的信），而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女子是顯然要受害的，便違反了這個「最高標準」。

　　我對於「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的童女士，當然是和許先生一樣的「原諒」她，並覺得她的要拿「贍養費」是應該的，記者在三十七期本刊答梁先生信中說過：「關於這一點，我們對女子固不願有何責備，因為尋常女子既無以自立，不靠『贍養費』又怎樣呢？」也就是等於許先生所謂「她被人蹂躪之後，必要過活，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她沒有生活的權利。」可是我在上面幾句話之後就接著說「不過這種女子絕不可『只談戀愛不談婚姻』」。而童女士卻有意要「只談戀愛不談婚姻」，所以走上了歧途。（這不是替「李哲學家」卸責任，「李哲學家」當然也有責任，這是記者早說過的。）

　　許先生對於這一點表示「我不相信童女士能夠大膽說過此話」，但是我們試看「李哲學家」所著的那本《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的小冊子（良友公司出版），童女士在該書末了《讀後感》裡確有很明白的表示過，在該書裡，「李哲學家」談到「戀愛問題」，他說「我個人贊成戀愛而不贊成婚姻。我主張廢除婚姻，破除小家庭，而造成一個大社會」。（見該書第二十四頁，這不過引他的話，記者贊否是另一問題，請勿混為一談）童女士即在該書的《讀後感》裡說「還有一個戀愛問題也是值得討論的。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說我與石岑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我對於戀愛，只覺得是潤濕這枯寂的生活並促進事業上發展的一種工具。我不願做名正言順的良妻賢母，更不屑為任何人的小家庭的應有的裝飾。我是社會的人，要幹的事業正不少，做一個十足的今日的『社會人』，才是我唯一的期望。因此，對於今日的變相的買賣婚姻，與不徹底的冒牌的戀愛，都覺得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大汙影。」如果「李哲學家」當時果把「只談戀愛不談婚姻」的話徵求過童女士的同意，而童女士又確有如上面所說的那樣自願的同意，我以為這件事的責任各人都應負上一部分——也許「李哲學家」要負大部分，因為他「比童女士大二十多歲」，立于「領導青年的地位」，但在這種情形之下，童女士自己似乎也不能完全沒有責任。

　　最後要講到許先生怪我「對於『只談戀愛不談婚姻』這一問題，以『無暇置論』四字了之。」當時實因篇幅有限，正題之外只得把旁枝暫擱，留待另篇討論，並非從此便欲含糊「了之」。現既承許先生提及，請「拋開李童事件」而略述鄙懷。我在此處仍要提出所謂兩性關係的最高標準，即「兩性間以不害人不害己為最高標準」。

　　（請參看上期答亦青女士的信）倘若社會環境及男女的平等程度能進化到雖「只談戀愛不談婚姻」而亦無害於兩性間彼此的福利，我不欲反對（像蘇俄現在的社會環境及男女的平等程度，雖尚未全廢婚姻，但婚姻制度已比他國自由得多，連結婚儀式都可以不要。可參看《蘇俄視察記》一六六頁至一七二頁《男女關係與婚姻問題》），但如果其中必要的條件未備而盲動亂來，害了對方又害自己，便違反了上面所說的那個「最高標準」，當然是不能贊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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