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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保全《生活》


  自從平津各報紛載本社被封和記者被通緝的消息以後,承蒙許多讀者紛紛賜函慰問,有的更告訴我們不少離奇的消息,或說聽見記者已逃往法國去了,或說聽見記者已吃了衛生丸,在北平的親戚甚至打電報來問記者的安危,也就是要知道記者究竟裝進了棺材沒有。以記者這樣常自愧恨毫無實際貢獻於社會的一個小卒,竟承蒙厚我諸君的懸系,萬分慚感,自覺實在不值得這樣的優遇。我個人的安危毫不足道,不過卻絞盡腦汁,籌思如何能在可能範圍內保全這個六年來由許多同事的辛苦和許多讀者的愛護而培養到了今朝的《生活》。但是記者又想到我們為什麼要保全《生活》?為它的資產嗎?《生活》從最小規模到現在,都是全靠自己從發行,廣告,及叢書方面的收入支持,絕對量入為出,僅求收支相抵,實無資產可言(這是有歷年會計師審核的賬冊可稽的)。為記者個人物質上的得失嗎?我苦幹了六年,在物質方面和六年七年前坐冷板凳的時候並無差異。既非為保全本刊的資產,又非為保全個人的得失,究竟要保全什麼?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無法維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聽其關門大吉,無絲毫保全的價值,在記者亦不再作絲毫的留戀。

  附帶還有幾句話:倘若不得不到聽其關門大吉的時候,關於常年定戶的定費,我們當然要負責歸還,絲毫不容含混的。我們平日責人嚴,責己當更嚴,這是分內應負的責任。記者光明磊落的來主持本刊,到了滾的時候也還是要光明磊落的滾,才對得住熱誠贊助本刊的許多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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