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經濟的界限_鄒韜奮

公私經濟的界限

　　近來常蒙讀者寄示關於批評本刊或記者個人的言論，記者一方面對於指教者之殷切，不勝感謝，一方面對於指教者的諍言，亦無不虛心考慮，儘量容納，間有出於別有成見，則聽諸社會公判，不願多所詞費，或系出於誤會，則亦根據事實，徑函解釋。最近又承一位熱心讀者寄示某報一張，中有一文，題曰：《（生活》週刊之今昔》，劈頭就說：

　　鄒韜奮主辦之《生活》週刊，以立論之清雋犀利，年來甚受普遍的讀者歡迎，聞其銷數已達十余萬份，駸駸乎與新、申諸大報相埒，鄒韜奮亦由一清貧之文人，一躍而為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築洋房，擁豔妻，出入以汽車代步，舉止豪闊，匪複吳蒙。

　　該文接下去就引記者在本刊第十六期所作《艱難締造中的〈生活日報〉》一文裡所提起的本刊最初艱苦備嘗的一段事實，引了之後，接著說道：

　　于此足見鄒氏之得有今日地位（此處原注：月入數千圓），未嘗不慘澹經營，歷盡坎軻者，而該週刊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之成績，信不能不令人嘆服……

　　記者看了這兩段話，初覺既是出於誤會，本想徑函答覆，略作解釋，繼而覺得該文含有兩點頗重要，似有提出申論的價值：一是公私經濟的界限；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即我們是否值得以個人私利為對象而向前努力？

　　該文一方面敘述本刊的發達，同時即接著斷言記者「築洋房，擁豔妻，出入以汽車代步，舉止豪闊」，是直好像本刊的公款收入就是記者私人腰包的豐滿，公私經濟是可以沒有界限的。其實本刊的收入須用於本刊自身的事業上面，與記者私人的腰包並未發生聯帶關係。就事實言，記者在未接辦本刊的五六年前，半天在一個中學校裡教英文，半天在一個教育機關裡編譯叢書，現在所得的月薪，比較五年前當教書匠時代的每月收入比較一下，還少十隻大洋（本刊除月薪外並無分花紅的辦法）。記者是否因本刊的發達而在個人經濟上發了財，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我個人數年來的負擔，有大家族十餘口的牽累，有小家庭六七口的牽累，還須幫助一個弟弟求學，家裡一有病人，我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幸而自己曾於公餘譯了兩三本書，有些版稅拿來貼補貼補，否則早已索我於枯魚之肆。講到「妻」，確有一個，「豔」不「豔」，我自己無須多辯，不過這個「妻」我已娶了七年，我「主辦」本刊迄今不到六年，就是「豔」也不是靠著本刊的發達才「豔」起來的，這也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築洋房」嗎？我所租的是單幢兩層樓的屋子，和一個也有家眷的親戚同住，他們住在三層樓，我和「豔妻」以及兩男一女，五口子就住在二層樓的一間臥室裡，「豪闊」到那裡去？至於「代步」，我只有常常對不住我的兩腿。我常對我的「豔妻」說，我不過是家裡的一個帳房先生，每次領得薪水到家，涓滴歸公，她當著我的面前就支配給我看，這樣若干，那樣若干，常常不夠，看去已十分省儉，我又無法叫她緊縮，官署可以裁員，我又未便把那個兒子或家中人裁出去，只得說等到有版稅拿時再說，所以我的「豔妻」常拿「版稅」兩字和我開玩笑，因為我兩手空空，一來就拿「版稅」做盾牌。這種種屬個人的事情，我原不願說來糟蹋本刊的篇幅，不願說而又說了一些出來，是要說明公私經濟應有嚴格的界限。本社平常對此點異常注意，凡與社中公事無涉的信件，記者向來不用社中的信箋信封，不耗費社中一分郵票，即其一例，不但記者如此，本社各同事都如此。我們的帳目，每半年必經過會計師的嚴密查核，公私經濟絕不容有絲毫的含混。愚意公私經濟須嚴分界限，這是任何事業的基本條件，本社同人不過盡其分所應爾罷了。至於所謂「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記者的工作專注於本社事業的範圍，絕不藉本刊為個人有所活動，「紅」與不「紅」，「名」與不「名」，非所願問。

　　記者不以自己為窮苦，亦毫無怨懟自己窮苦的意思，且鑒於天災人禍，萬眾流離，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同胞遍地皆是，我每自愧其享用之已為過分。非謂「窮苦」本身之有何可羨，惟當此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每念大多數同胞水深火熱之痛苦，實不勝其歉疚愧怍，在我們個人方面多一分刻苦，也許可少一分不安，少一分罪戾。由此也可略略說到第二問題，即我們如為社會公共福利而努力於一種事業，把它看作社會的事業，而非個人的事業，便覺值得奮勉；若不過為個人私利而孜孜，便感覺人生之毫無價值，所以我們應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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