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十五章國與黨(2)

第十五章國與黨(2)

　　布爾塞維克党一旦成為蘇維埃國家裡的唯一的政黨，卻有一個危機，它也許要被下面這些不良分子混入，即野心家，橫行的個人主義者，和只顧個人進展而不顧人民福利的人們。在一九二〇年，列寧針對著這個危機，寫過這樣的幾句話：「我們恐怕這個黨發展得過廣，因為只值得槍斃的鑽營做官的人和企圖僥倖的人，都要想盡方法鑽進這個有統治權的黨。上次我們把黨的門廣開給工人和農民，正是在蘇維埃共和國最危急的時候，當時那些企圖僥倖的人、鑽營做官的人、騙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不能因為加入共產黨就可以升官發財（其實當時加入共產黨只是加速有絞刑和酷刑的期望）。」其實這個黨要有效地代表工作人民的最優秀的分子，必須限制它的黨員，黨籍必不可成為卑賤的東西！

　　我們也許可以問：怎樣能擔保在黨的人不致與其餘的人民脫離呢？難道這裡沒有這樣的危機，就是大權在握的一個小的政治組織也許要和它所自認代表的人民隔離起來？正是要提防這個危機，所以列寧發起所謂「清黨」的辦法；依這個辦法，每隔幾年，在城鎮、鄉村、和軍隊裡，都舉行公開的會議，在這樣的會議裡，黨員必須公開證明他做黨員是有理由的（這個黨是「工作人民的有組織的先鋒」）。

　　這樣的清黨會議，我也曾經親身參加過。在這樣的會議裡，每一個黨員都要報告他或她的生活，他們對於改善工作人民狀況的努力做了什麼事，以及他們目前所做的工作。到會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詢問。到會的任何人都可以發言。所以每一個黨員的成績都得到充分的討論。倘若在這樣的會議裡，有某些人被事實證明了不能得到夥伴們的敬重，被認為不配做人民中最優秀分子所構成的組織裡的一員，他們是要由黨裡被排除出來的。這樣看來，蘇聯的布爾塞維克黨，它的黨籍實由人民加以民主的控制，這是事實，不是世界上其他政黨所有的特點。這種民主的控制在實際上既發生效力，說這個党能代表工作人民中的最優秀的分子，是不算誇張的了。

　　席初林爵士在他所著的《俄國紀實》（「Search for Truth in Russia」）一書，對於清黨的過程，說過這幾句話：「一個委員會被派到一個工廠裡去。黨員都被召集攏來，在全體工人面前聚會，工人中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都來參加。每個黨員要報告他自己的歷史，尤其是他對於革命曾經做過什麼，目前正在做什麼。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詢問，無論是關於私的或公的事情，最後他先退席，由這委員會作最後的決定。

　　「我說，這個制度使每一個人對於他們鄰人做偵探；我的同伴再一次承認，每一個工人的義務是要注意他的夥伴們的行動和言語，如發現有任何事情似乎仇視勞工階級的利益，就須報告。」

　　每一個工人留心察看黨內的同志，要注意他們的言語行動永遠不致敵視勞工階級的利益：這件事，席初林爵士竟稱為「偵探」！其實自認代表工作人民的黨，其中每一個黨員都須受這樣的監察；倘若他對於「有組織的先鋒」所應有的條件沒有實踐，就要受公開的批判：這對於工作人民的利益，和工作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有什麼比它更有益處呢？正是因為蘇聯的黨和人民之間有著這個特殊的關係，所以人民把黨員（一般地說）看作他們最好的代表。因為他們自己也參加注意，只有他們的最好的代表才可以做黨員！在這樣情況之下，每遇蘇維埃的選舉，職工會委員會的選舉，以及集體農場管理部的選舉，常被舉到的是黨員，這件事是並不足怪了。由於這樣的情形，而且完全由於這樣的情形，布爾塞維克党現今在蘇聯所以占著優越的地位。因為這個黨是處於全體人民所公認的領導的地位，所以對於全國政策有著支配的力量。

　　列寧在他早在一九二〇年所著的《左翼共產主義》一書裡，就曾經這樣說過：「在我們的共和國裡，沒有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不經過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即由任何國家機關決定的。」可是關於這個黨的權力，列寧接著指出，是全憑工作人民自己的意志；他這樣說：「黨執行它的工作，直接根據職工會的意思決定……倘若沒有和職工會建立密切的聯繫，沒有得到他們熱烈的擁護和自我犧牲的工作（不但在經濟的組織，而且也在軍事的組織），那末不可能管理這個國家，不可能維持專政到兩年半，甚至不可能到兩個半月。」

　　在實際上，在蘇聯，党與國之間的正式的關係，在基本上並無異於英國今日的自由黨（舉例說）和英國的關係。在英國國會裡占多數的黨的政策，就成為政府的政策。在蘇聯也有同樣的情形，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員在政府裡占絕對多數，所以該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也成為政府的決議。

　　但是在社會主義的情況之下，統治的黨的每一個黨員，通常也是某個國營的機關或其他集體機關的工人。於是他以國家雇員的資格接受國家的訓令，同時也以黨員的資格接受中央委員會的訓令。在蘇聯今日，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有一個新命令是必要的，就把這個決議通告給它的黨員；那些在政府裡的人要注意使這個命令變成法律；那些在全蘇聯各處從事各種職務的人也要注意，要在各地把這個黨的決議和國家的法律實行起來。雖然為便利起見，黨的中央委員會對於黨員關於決議的通告（這決議也被政府定為法律）和關於這決議的法律之刊佈，常併入一個命令。蘇聯政府的一個新的命令，也許由政府的代表和斯達林（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書記）共同簽字。在實際上，這個意思只是說，由斯達林簽字的黨的某一個決議，已被採用為政府的一個命令，由政府的代表加上一個簽字。兩個組織的這兩個簽字同時發表，只不過是簡省時間和公文上的地位。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斯達林或黨有任何權利簽字於政府的文件，或政府有任何權利簽字於黨的文件。

　　常有人問起：在蘇聯什麼是斯達林的地位？就憲法說，這個答案是：斯達林在蘇聯的地位，類似于鮑爾溫在英國今日的地位。斯達林是統治的黨之公認的和被選的領袖。在別方面，卻有這樣的差異：——鮑爾溫依英國的慣例，同時願做首相；斯達林卻寧願做党的領袖，不願同時接受政府的重要位置，因為他已經夠做了。在實際上，鮑爾溫只得英國人民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擁護，斯達林和他的黨卻得到全國人最大多數的擁護。因此斯達林在蘇聯，立於一個最得人心的統治的党的領袖地位，被稱為全體人民的領袖。這樣的稱呼，就是最諂媚的報紙，也不能稱鮑爾溫在英國今日有這樣的地位吧。

　　關於斯達林在蘇聯的地位，我覺得還要講到一點的批評，這一點的批評，韋白夫婦、紀德和席初林爵士都提起過，韋白夫婦在他們的書裡稱這個現象為「對於斯達林的阿諛」。任何讀者，他的眼睛和耳朵向受過閱讀英文的訓練的，讀到蘇聯的報紙，也許有時要駭異于蘇聯人民提起斯達林，要說「我們親愛的斯達林」，「我們的光榮的領袖」，等等。這件事常使外國觀察家驚異，屢次被人舉作證據，認為這是表示人民對於斯達林的奴態，於是認為這是缺乏民主的徵象。

　　就我個人說，我必須坦白承認，至少在蘇聯有三年，我也常常因為聽到蘇聯公民在各種公開的話語裡，對於斯達林濫用親愛和讚揚的表現，感到不舒服的印象。從英國人的耳朵聽來，這類的詞句似乎更適宜於宗教，不適宜於近代的政治；無疑地，我當初受到這件事的影響，和韋白夫婦一樣。但是後來我有一天偶然看到一個蘇聯的青年工人寫給他哥哥的信，開頭就寫著「崇敬的親愛的哥哥」。我對於這件事的感覺便完全改變了。這幾個字是蘇聯人民對斯達林說的同樣的或極類似的字，但是當他們用於斯達林的時候，我最初聽了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為在英文的意義看來，這類的字暗示在說的人方面是降低身份或卑賤的意思。但是這個俄國青年卻用於他的哥哥。我對他建議，說他應該只要寫「親愛的哥哥」，他也不免駭異。英國人有冷血民族的名譽啊！

　　紀德游蘇時，他寫一封信給斯達林，開頭的稱呼沿用法文的寫法，他的嚮導對他建議，說有再寫得更鋪張一些的必要。紀德聽了這個建議，也不免駭異。但是假使我們明天寫一封法文信給紀德，末了寫著「你的誠實的」某某，紀德一定要認為我是不懂法文的，否則要認為我是粗魯沒有禮貌。法文對於信末的客氣話，有他們嚕蘇的一套，在英國人看來，似乎是矯揉造作，而且還有些自居卑賤的意味。

　　韋白夫婦發現「統治的黨派有意利用崇拜英雄的情緒或俄國人民對於專制君主的傳統的崇敬」，他們引用來證明的例子就是我們在上面所提起的那些顯然濫用的語言文字，這類語言文字譯成英文是全然可笑的。刺激人民對於領袖的仇恨，這固然很顯明地不會成為蘇聯共產黨的政策；但是我覺得語言文字的翻譯，也使人完全誤解了真相。

　　蘇聯的人民要對他們公認的領袖表示忠誠的時候，他們只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字。其實蘇聯的東方民族的語言文字比俄文還要來得鋪張揚厲。倘若俄國工人寫信給他的哥哥可稱「最親愛的」，那末如果有一群集體農場的農民對斯達林用相類的字，我們不應認為這是自居卑賤的表示。相反地，這類字是兄弟愛的表示而不是自居卑賤的表示。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些事實，我想韋白夫婦所說的「對於斯達林的阿諛」的例子裡面，沒有一件事的「阿諛」超過季米特洛夫在德國來比錫受審的時候，數百萬英國工人所表示的詞句。

　　有許多人在外國的時候，往往自以為他們瞭解外國的文字，實際上並不如他們所自信的那樣好；他們感覺愉快，倘若他們能夠不用字典把外國文一句一句短語翻譯出來。韋白夫婦和紀德，他們雖然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可是並沒有完全瞭解俄文的成語。由於機械的翻譯，他們造成錯誤的解釋，可能引起嚴重的政治反響。因為俄國工人對於斯達林的稱呼，是不是像浩斯敦夫人（Lady Houston）對於逝世英王的寫法，或是不是像坎特柏萊主教對於上帝的稱呼，或是不是像一個工人對於他的哥哥的稱呼：這個問題，在我們對於蘇聯今日民主程度的研究，是很有重要意義的。在實際上，依我在蘇聯三年後所發現，蘇聯的工人對於斯達林所用的話語，是相同於寫信給他所敬慕的哥哥所用的話語。

　　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也引起人們的奇異。但是關係於這件事也不應該有什麼秘密性。在蔔魯塞爾（比利時的首都）駐有勞工社會主義國際。倘若在比利時，人民選舉社會黨執政，便發生這種局勢：統治的黨就是駐在比利時土地的社會主義國際的一員。但是這種情形，並不致使比利時政府和社會主義國際成為同意義的機關。現有一件不幸的偶然事實，只有共產黨執政的一個國家（按指蘇聯）才允許共產國際有駐在該國土地的權利。所以共產國際駐在莫斯科，蘇聯的土地。但是它們的關聯比這個還要進一步。斯達林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一員，這當然是真確的。但是波烈特也是這個執行委員會的一員。即在比利時，社會黨的領袖也是勞工社會主義執行委員會的一員。

　　關於蘇聯共產黨的地位，還有最後一點，在許多讀者心裡也許也要引起疑問。我們在討論蘇聯工廠管理的時候，曾經說過，在實際上管理蘇聯工廠事務的那個「三角」裡，也坐著一位廠裡黨的組織的代表。由那些把政黨看作國會黨派的人看來。這種情形似乎是變態的——一個政黨怎麼可以佔有國家所委任的代表（指工廠裡的經理）的同樣地位；怎麼可以佔有工人所選出的代表（指職工會的組織者）的同樣地位？

　　但是根據我們前面的說明，應該瞭解蘇聯的黨並不是一個國會的黨派。它是人民之有組織的領導者；它是人民中最優秀的政治代表的組織。因為它是這樣的一種組織，所以這個黨獲得人民的敬重；人民完全願意使他們的這個組織有代表參加廠裡的「三角」機構。

　　工作人民須有政治的代表組織（這和他們通過國家和職工會的群眾代表組織不同），這在民主上的重要性，目前在西班牙有著很清楚的表現。在法西斯叛軍和選出的政府之間的武裝鬥爭開始的時候，工人同盟的各政黨（它們合攏來造成人民公認的領導者），如同共產黨在蘇聯今日所做的一樣，即開始辦理各種事情，這些事情在以前都是國家辦的。它們辦理這些事情，因為人民擁護這樣的行動；工人同盟不僅是國會裡的各方力量的合併，而且是為著民主而鬥爭的工作人民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由於這樣的結果，據由西班牙傳來的報告，在每一個聯隊裡都附有若干「政治委員」，代表工人同盟的各黨。所以和國家的組織並存著的（所謂國家的組織，例如軍隊和各種管理的機關），還有政治的領導者，即若干「政治委員」，他們所代表的是組成人們鬥爭先鋒的各政黨。這樣的政治領導，在那些已由國家接收的各工廠裡，在今日無疑地也存在著。

　　在蘇聯，在把工廠由私人手裡轉移到國家的過程中，這同樣的政治領導也是必要的，如同軍隊在反抗外國干涉的戰爭時期一樣。由於這樣，黨在國家的管理方面，會同國家所委任的官吏，和職工會所選出的代表，開始發生領導的作用。倘若一個政黨不能獲得最大多數的人民的擁護，也要這樣做，人民對於這樣的行動便要痛恨，便要反對；但是由於一種新的政黨這樣做（這政黨是吸收人民自己裡面公認的最優秀的分子構成的），人民便要給它以充分的擁護。

　　在蘇聯的一黨制度，它的發展是人民意志的結果。這個黨得到政權之後，立刻通過若干法律，根本改變工人和雇主間的關係，農民和地主間的關係，都是有益於工作的人民。這樣一來，人民發現這個黨是他們自己的黨，不是以前任何其他政治組織所能及。他們對於那些破壞他們利益的一切分子，有權使他們由黨內清除出來，他們對於黨籍能夠執行這樣的控制；在他們發現了這個事實之後，他們可以真正相信這個黨確能包括他們裡面的最優秀的分子。由於這樣，在每一次的選舉裡，被選出的，黨員總是占多數。如要允許別黨組織，要嘗試推翻這個黨的政權：這個觀念是被人民所拒絕的，他們認為這是工作人民的仇敵企圖搶回政權的手段。

　　在蘇聯已發展了一黨制度。它的建立，是最大多數人民意志所造成的結果。它的出現是循著民主的途徑。

　　但是在今日，在蘇聯的蘇維埃制度已經立穩了它的腳根，這個一黨制度是否在事實上要限制真正的民主呢？這個問題我們要在下一章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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