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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的生平(3)


  七 瀆神被迫離鄉

  先生在檀香山求學到十七歲。他的守舊阿兄怕他受「外國化」的危險,叫他回鄉。他在村塾時候,已覺得前清官吏的腐敗;他這次回鄉,先到香港,由香港改乘中國沙船往翠亨,途中又目擊前清官吏厘捐勒索的兇狠,更覺痛心於中國政治的黑暗。於是十七歲在家鄉雖家居了一年,卻到處宣傳清廷政治的腐敗情形。他當時的驚人議論和反抗態度,雖使得翠亨村的人嚇得發呆;不過這個小村和外界很少聯絡,在政治上還占不到什麼重要位置,否則這位「幼年革命家」已難免有「生命之憂」了!

  但是這個小村終究容他不下。所以容他不下的理由,並不在他的改良政治的鼓吹方面,卻在他的破除迷信的舉動。

  他深信迷信是愚昧,是使人害怕的惡魔,這種惡魔便是退化的根據。所以有一天他到一個菩薩廟裡去,看見許多人「若崩厥角」的向神像大拜而特拜,他卻當眾把神像的木手拉斷一隻,對大眾說,這個菩薩老爺的尊手被他這樣糟蹋,還不能幫助自己,不能反抗,還有什麼能力保護全村!許多人都嚇得逃走,於是他的這種行為便震動了全村,全村的人都怒他造了大孽,以為這樣一來,要使他們遭殃,於是都要驅逐他出村而後安心。先生的父親雖愛子情切,對於這事卻也很覺傷心,而且因為要平村中父老的氣,不得不被迫令先生離鄉。先生因此受迫離鄉,決往入香港的皇家學校。

  一個人過著舒服的日子,反而易犯得過且過的「暮氣」生涯;受了利害的刺激,反易向前奮鬥。即如這件被迫離鄉的事,在當時孫氏家人和翠亨村中人,那一個不以為不幸,但是我們卻以為這正是使手造民國的領袖跳出頑固環境而趨入光明之途的無上機會。

  八 革命先覺的青年

  先生十八歲因瀆神被迫離鄉,到香港入英人所立的皇家學校。他所處的香港環境,已使他覺悟到英人虎視中國之可危;二十歲在皇家學校畢業,適遇中法戰敗。清廷與法議和,訂越南新約十條。當時先生已極熱心國事,目擊國事日非,深覺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日甚一日,認定欲禦外侮,先須自強;欲求自強,先須傾覆腐敗的滿清而建立民國。於是一個方才二十歲的青年學生,已把解放全中國民族的責任放在自己肩上。

  先生既在二十歲時候,決志傾覆清廷,創造民國,便想先定一業以為將來入世之媒,作長時期從事革命的護身符。最後他決定入廣州博濟醫學校。他為革命起見,本想進海軍或陸軍,但當時都苦於沒有機會。又想做法律家,因當時中國還沒有法律學校而作罷。他所以選定醫業,也因為當時中國新醫術不講究,他可藉此革新中國的醫術,並藉以暗中進行革命事業。

  人的進德修業,靠有良師益友;至欲發展抱負以成事業,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決不可少的。先生在廣州博濟醫學校雖僅一年,即于同學中賞識俠士鄭弼臣。先生覺得這個人豪俠尚義,交遊很廣,於是稍與相交之後,就和他談革命,弼臣一聞悅服,並說他曾經投入會黨,倘他日有事,可羅致會黨以聽指揮。

  先生在廣州學醫僅一年,聽見香港有英文醫校,學課較優,地方亦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就到香港醫校肄業。於是先生從二十二歲到二十七歲的五年間,一面肄業於這個醫校,一面於學課餘暇,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鼓吹其革命。當時相信的只有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陸皓東幾個人,其他交遊聽見先生的言論,無不視為大逆不道,以為中風病狂,避之若蛇蠍。港澳的戚友交遊,呼先生和陳,尤,楊為四寇,沒有敢和他們親近。處在這冷酷的環境之下,非有十分的毅力膽識沒有不裹足不前的。有了這種奮鬥的精神,才配得上「先覺」這兩個字。

  九 師生的情誼

  我們追想中山先生倫敦被難時候,他的老師英人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竭盡心力不辭勞瘁的營救,不由得肅然起敬,以為這位老博士之待其弟子情誼篤厚,也足以表示先生平日對於教師的敬愛,所謂「相得益彰」,很足以振勵目今之澆薄的人心風俗。往往出了校門,師生好像就不相識。

  先是一八九五年(民國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先生廣州舉義失敗(此為第一次的失敗,時先生三十歲),往檀香山,一日在市中忽遇他在香港學校肄業時的老師康德黎博士和他的夫人,握手言歡,才曉得他們夫婦回國道經此地,因舟停而上岸瀏覽風景。先生就陪他們乘車同游,殷勤招待,游畢親自送他們登舟,盡歡而別。當時先生那裡料得到他所殷勤招待的老師,就是他次年在倫敦的救命恩人。

  先生于一八九六年到倫敦,不久便被清廷駐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受刑,先生賄侍者投書康德黎。康得信的時候,已在十月十七號的夜裡十一點鐘。時雖深夜,因恐營救無及,即急起檢查英使館參贊馬凱尼的地址。(按馬系英人,做中國在英使館的參贊,陷拘先生就是他的主謀,康尚不知。)既得地址,即匆匆出門,馳往求見。馬已他避,康即馳車至「梅爾蓬巷」警署,以先生被拘事呈訴於值日警監。又至「蘇格蘭場」的警署,呈訴偵探長,請他設法,無奈當時中國在英使館對此事力守秘密,警署對康氏所訴,頗覺難以置信,竟說此事關係重大,非他所能主持云云以塞責。所以康氏往返奔走到夜一點半鐘以後,還是毫無頭緒,他的著急情形,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清早康氏就奔至「甘星敦」就商于一友,意欲往見當時住在倫敦的中國某稅務司,乞他以私情晉謁中國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屬非理。他的朋友不以此策為然,他老先生又白跑了一趟。

  他又趕緊往訪孟生博士(也是先生在香港醫校時的教師),共同想法援救。時適接到先生在使館的侍者送來的親筆信,並問知馬凱尼也是陰謀者之一人,覺得這事更難辦。但是他仍舊奮勇進行,不肯放棄。一面拿兩張名片交侍者帶回以安中山先生的心,一面又往警署求偵探長設法,仍不得要領。兩位老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籌良策,決赴外交部,是日適為星期日,部中人告以下午五點鐘再來,可由值日官吏接見。如期再往,雖蒙接見,初則對於兩老陳訴之辭,疑信參半,既而竟說本日適值星期日,無法可設,當于次日轉達上官云云。兩博士無可如何,但想時期已極迫促,倘若是夜中國使館即實行他們計劃,便極可危。於是徑赴中國使館尋人,無效;急赴報館揭破中國使館陰謀,又三番五次尋雇偵探伺察于使館之外,這一夜康博士到兩點鐘才回去就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這幾天,都是他老人家奔走營救的日子,卒賴他的力量,直至星期四各報宣傳,英政府才出而交涉,星期五中山先生聽見有人叫他下樓,他還以為使館中人要把他移藏於地窟!後看見康老博士和英外交部中人同來,才曉得救星已到。於是中山先生便受他的「老師」和「老師母」歡迎到他們家裡。

  這種不可多得的師生情誼,實在使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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