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寄語一〇〇　布爾穴俘公社

一〇〇　布爾穴俘公社

　　——罪犯創造的新村

　　八月九日下午參觀布爾穴俘公社（Bclshavo Commune）——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個公社。

　　這個公社成立於一九二四年，最初由一個做醫生的党同志帶了二十四個青年罪犯——都是由大饑荒時期所逼迫養成的犯罪習慣，其中大多數好幾次被判決了偷竊和其他的罪名——到布爾穴俘這個鄉間來，共同努力於生產的工作，組成了一個小小公社，荏苒十年，居民咸集，在公社的周圍竟成了四萬餘人的大村鎮，這公社中由罪犯而造成良好公民者達三千人；有一個大農場，有合作社商店，有幾個工廠，有紡織、木工、電料、金工、運動器械等部門。

　　這公社離莫斯科約兩小時汽車的距離。我們的汽車達到的時候，但見馬路廣闊清潔，新屋隱約散立于森林間，竟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模範村，絕想不到是容納罪犯的地方！我們到後先看到的是一個製造雪鞋（在積雪山上滑溜著運動用的）和網球拍的工廠。用的當然都是新式的機器，每年造出的網球拍有七萬五千隻，其中四萬五千只是輸出到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六百個。每人每月工資平均約一百八十羅布。經理和有些教師的月薪則為四百余羅布。

　　其次看到的是公社的大食堂，分做兩大廳，一個是尋常的社員用的，一個是新社員（即新到的罪犯）用的，每日在這大食堂裡用膳的達四千人。食堂裡的佈置，四人一桌，桌上有清潔的白布罩著，四個直背椅圍著，食堂的四圍有大玻璃窗，望去好像學校裡的食堂（我在中國學校裡做學生時用的食堂還遠不及此，因為沒有白臺布，椅子是板凳），或旅館或餐館裡的食堂，總之不像罪犯吃的地方。此外還有一個特別膳食（diet），是預備病人療養用的，菜單由醫生依病人特殊情形審定的，每日有五百人在這裡面吃著特別有益於他們的健康上需要的食料。這大食堂裡每日供給四餐，每月工資不逾一百羅布的，每月出膳費三十五羅布；逾一百羅布的，酌加百分之幾。

　　隨後我們看了幾處社員的住宅。這住宅也是特建的，和我以前談過的工人住宅的情形差不多，也是好幾層的鋼骨水泥的洋房，有著充分的陽光和空氣。這住宅分兩種：一種是獨身住的，我們所看的是專備女子住的，在大房間裡排著若干小鐵床，上面鋪著雪白的被單。床頭排著白布套的鬆軟的大枕頭，床旁小幾上有的還排著一小盆的鮮花，每房間裡還有無線電播音，好像學校裡的寄宿舍。還有一種是有了家庭的社員住的。我們闖進了一個房間，裡面住的是一個母親和她的一個小孩，房間雖不大，佈置得很整潔，母親睡的是單身的大鐵床，小孩睡的也有一個小鐵床，椅桌衣櫥俱備，每月出租金十八羅布。既而匆匆地又闖進了另一個房間，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孩住的，房間很大，兩面有玻璃窗，夫婦各占一個單身鐵床，小孩也有一個小鐵床，床上被單枕頭也都是雪白的，鋪得很整齊。

　　我們進去的時候，那個妻子正坐在一個長沙發上（英文叫Settee），年約二十七八歲模樣，長得頗體面；她的小兒子約四五歲，倚在母親的膝前，是個很清潔的紅潤面孔的可愛孩子。母子看見我們這一大堆人，像強盜似的不問三七二十一，湧進去睜大著眼睛東張西望，弄得他們有點羞答答的面孔，對著我們微笑著發怔！那位父親也剛巧在家，生得矮矮的怪老實的樣子，據他說，住這裡已十年了，從前是個扒手！他很自然地說出這句話，我們這班「孩子們」突然聽了，不禁大笑，他也笑，他那一副忠厚坦白的容態，實在可敬，而又十分有趣。不但他笑，他的妻和孩子也笑了起來。他欣然接下去說：「現在是做汽車夫。」我們聽了爭著和他握手道賀，弄得他應接不暇，忙得什麼似的！據說每月收入三百羅布，付租金三十羅布，每月家用一切共為二百羅布，可省下一百羅布。我們臨行時又爭著和他握手道別。

　　這個公社有它自己的「七年學校」（初等教育），現有六百五十個兒童就學；有實業學校，現有九百八十個工人就學；有各種研究班，為再求深造或升大學的準備，現有五百以上的工人參加。此外有五個軍樂隊和合唱隊，一個歌唱俱樂部，一個戲劇俱樂部，各種運動俱樂部，以及其他許多娛樂的組織。

　　這公社完全是自治的組織。由全體社員大會公舉各種委員會，主持各部的事務；有個「衝突委員會」（照原文譯，為易懂些，似可意譯為「執法委員會」），由各委員會的主席組成，遇有社員違背社規時，決定懲罰的處置，遇有重大事件，則開社員大會決定（最重的懲罰為出社）。

　　罪犯初來時，須經過身體和神經檢驗，如有缺憾，即加以療治。嘗試約兩個月，對該處生活情形熟悉後，每月得三次請假回莫斯科城內去勾留一天一夜；一年以後，每年得回家一個月的例假；三年後得加入工會為會員，完全恢復公民資格。罪犯如不願留社，隨時得出社，並不勉強；據說在初來幾個月的罪犯裡面，曾有一百分之十六因過不慣有規律的生活而脫離的，其中有不少去後又回來請求收納的。至於已入工會的社員，滿三年後仍願居留工作（其中離去的迄今不過五六人），因為他們既能安居樂業，娶妻生子，有工作，有家庭，有娛樂，不願離去。

　　這公社最初有國庫補助，成立一兩年後，即完全自給，現在為全體社員謀福利的種種建設，一天一天地增加。據說在莫斯科有兩個這樣的公社。

　　公社辦公處的主任和幾組的主席，還請我們去開了一個談話會，報告工作的大概情形，據說該社有四大原則：（1）勞動，人人須有一種工作做；（2）教育，人人須學習，就自己已有的程度再向前研究；（3）文化，設有種種俱樂部，注重有益文化的娛樂；（4）自治，成立自治的機關，共同執行公意所定的社規。最有趣的是當談話的時候，主席指給我們看：坐在這邊的這位委員會主席從前是做過賊伯伯的；坐在那邊的那位某廠經理從前是做過扒手的。被指出非但不以為忤，而且欣然覺得好笑。我們隨著主席的手指而注目的人，也都欣然覺得好笑。

　　我們不要以為這類的組織不過是什麼「新村」——在別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也曾有「新村」或「新居留區」（newsettlement）的運動——卻是在新社會的大制度下的「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種組織。換句話說，以上所談的這個公社，不過是蘇聯待遇罪犯的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

　　到蘇聯考察的人們，對於他們的處置罪犯的方法——這是指不涉他們認為反革命或破壞社會財產的罪犯——也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革新工作，認為「有許多方面是在全世界中最人道的、最科學的、最有良效的。」（引號中語見於到我國演講過的艾迪博士所著的「Russia To-Day」1934，雖則這書含有宗教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處置罪犯的制度，目的不在懲罰或報復；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救出來，使能重新做好人，不是替社會除去這個人，是替社會救回這個人；其次的目的乃在犯人還在試驗期內，保障社會，使社會勿受到他的牽累。因此已逐漸用下列的種種組織來代替監牢：改造罪犯的新村（本文所述的便是一例）、農場、農業工作營、精神病醫院、試驗室，以及分期扣除一部分工資等等的辦法。這種制度，並不養成懷恨社會的以犯罪為業的人（所謂「professional criminal」）；卻在努力創造新人。

　　我在上面所談的那個新村的情形：聽說即一般監獄在蘇聯已沒有監獄這名稱，只有所謂「益斯普拉夫東尼」（isporavdoni），意思是「挽救院」（house of redemption），也有類似的情形。英國拉斯基教授（Harold J. Laski）遊俄後，在他最近所著的《蘇俄的法律和正誼》（「Law and Justice in SovietRussia」1935）曾說起：「我遇著幾個犯人，他們在工作餘暇，都在大學裡上課。他們由監獄到大學，由大學回到監獄，並沒有人監視著，不怕他們逃走。我還遇著兩個人，他們仍在依著裁判坐監，還未滿期，但同時卻在莫斯科大學裡修得了兩種資格，一個是律師，一個是化學工程師。」（見該書第廿八頁。）

　　他們認為犯罪的可能原因不外三種：一是無知，二是經濟的壓迫，三是身體上或神經上的缺憾。他們努力用教育來消滅無知；努力造成人人有業的環境，並為人人逐漸增加適當的工資（根本當然是在生產工具的社會化）；至於第三種的缺憾，則利用科學的測驗，分別處置。

　　一九三五，三，四，上午。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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