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寄語八二　墮胎院

八二　墮胎院

　　在這次莫斯科暑期大學裡面，有十個左右由美國來的男女醫生，他們對於「本行」的機關，當然特別要看。而且有的機關——例如本文所談的墮胎院（abortarium）——是由醫生們用手術向孕婦的子宮裡取出嬰孩的把戲，也只有這班男女醫生才准許去看，雖則在我們這暑期大學裡面有位美國女同學為好奇心所驅使，有一次竟混在這班男女醫生裡面去偷看了一番，回來後告訴我不少的見聞。在這些美國醫生裡面，有位畢克納爾博士，對於中國革命的熱誠非常的高，常常在那裡希望中國的真正革命能成功，不但可以自救，而且可以震動全世界，協助世界被壓迫的階層獲得解放，每見到我，就眉飛色舞地和我大談中國革命問題，這真是在醫生裡面不易見到的一位朋友。因他把中國看得非常重要，待我也特別的好，他在莫斯科看過兩個墮胎院，也曾經把他的見聞很詳細地告訴我。

　　我們知道墮胎是各國——除蘇聯外——法律所嚴禁的，墮胎的婦女和幫助墮胎的醫生都是有罪的。蘇聯對於墮胎這件事的本身也不認為是好事；如有人認為蘇聯在現狀下准許墮胎便等於鼓勵墮胎，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社會主義的建設完全成功之後，墮胎可以成為一件不必要的事情，但在過渡期間，不得不努力使墮胎的危險減至最小限度，可是要辦到這一層，決不是用法律硬禁所能收到功效的。這是有各國的事實做佐證的。據莫斯科婦孺保護局墮胎部主任根斯醫博士（Dr. Genss）說，依調查統計所示，德國每年墮胎的就近百萬，每年因墮胎致死的婦女至少有一萬！據說這樣死亡的百分率約占百分之一至二，是西歐各國的一般的情形。因為不求根本方法，但用法律強制，反使墮胎秘密化。只知牟利草菅人命的醫生反得儘量作惡，徒然增加婦女生命的危險。有的雖不在致死之列，但因秘密中實行，設備不良，以致得到其他疾病或成殘廢者，更不可勝數。

　　蘇聯有鑑於此，自一九二〇年起即認墮胎為合法行為，由衛生人民委員部和司法人民委員部會同公佈法令，其要點有四：

　　（1）墮胎必須在國立醫院內最可靠之環境中執行，不取費。（記者按，後來因醫院不敷用，依工資多寡酌取微費若干，藉助擴充。但婦女或她的丈夫經社會保險的，此費亦不必自出，由保險金中抽付；而在蘇聯的普羅婦女，都有社會保險的衛護。）

　　（2）未領得執照的醫生絕對不許執行墮胎事務。

　　（3）接生婦如執行墮胎事務，即取消其接生資格，並由人民法庭加以責罰。

　　（4）醫生在私人行醫時如為營利計而執行墮胎，由人民法庭加以責罰。

　　這法令的重要目的是在保護婦女生命的安全及禁止不良醫生的秘密的害人行為。

　　凡是婦女要墮胎的，其手續很簡單，只須到她所住的本區的「婦女衛生商榷處」（現在莫斯科設有五十處，其宗旨為備婦女商榷關於預防婦女疾病的種種衛生方法，節育方法，及診察孕婦，指導一切）去接洽，如該處認為必要，即轉送相當的醫院或墮胎院執行。照規章，第一次懷孕的，不得墮胎；已懷孕逾三個月的，不得墮胎。第一點的理由是凡屬健康的婦女，生產是有益於健康的，在第一次亦於擔負上不致發生問題（這當然是指人人有工作的蘇聯而言），所以沒有躲避的必要。還有一點，我覺得也很可注意，那便是在他國的社會狀況之下，有所謂「私生子」的名稱，有所謂「偷漢」的名稱，於是婦女如由「偷漢」而「大腹」，往往為「遮羞」計，這第一胎的「私生子」尤其有墮去的必要。依蘇聯的婚姻制度（其詳當另文述之），「私生子」和「偷漢」的名詞都已不能成立，所以第一胎也沒有墮去的必要。關於第二點的理由也很顯然，因為時間過得多了，墮胎的危險性隨之增加。（雖有以上規定，有特殊理由如經醫生檢查認為不能生育的，仍可通融，均由醫生依實際情形酌定。）

　　凡有婦女來接洽墮胎時，「婦女衛生商榷處」的醫生總是先勸她不要墮胎，說明墮胎的害處，但如婦女堅執非墮不可，亦不加以勉強。

　　婦女在墮胎後，須住院三天（有的住到五天，看身體情形，由醫生酌定），由專科醫生衛護，三天后可回家休養，十天后可照常做工。這十天的工資，工廠須照付。此事在他國有的婦女要為著「遮羞」而秘密，而送命；在蘇聯的婦女不但是堂而皇之，而且工資照付！（我在上月底的倫敦報上看見載有兩段新聞，都是婦女因懷孕而要「遮羞」，用重價請醫生于秘密中墮胎，結果不但付了重價，而且都送了一條命，被警署探悉，醫生捉將官裡去，報上喧騰，「羞」還是「遮」不掉，真是冤哉枉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的命運啊！）

　　據根斯醫博士（見上）說，自法律規定墮胎合法後，在十年中由此拯救了婦女的生命達三十萬人。（在墮胎未規定為合法前，在俄國每年死于墮胎的婦女約三萬人！）在每二萬五千次的墮胎手術中，死者僅有一人（這是已往的情形，據說此項專科有突飛的進步，未來的安穩只有愈益增加）。而且在手術方面的專門技能已有迅速的進步，從前每一次施行手術須費半小時者，現在只須三分鐘至五分鐘即可完畢。此事既屬公開，專科醫生也有公開研究的可能。

　　據畢克納爾醫生和那位美國女同學所參觀的情形，醫生墮胎施行手術都在五分鐘即完畢。他們進去看時，都須穿上白罩衫，隨著用手術的女醫生旁觀。準備墮胎的婦女躺在特備的手術桌上，並不上麻藥，由兩個醫生施行手術，將胎兒取出就是了（同時當然還有看護等襄助，她們都戴著橡皮的手套）。他們還看見當醫生施行手術時，有一個受手術的婦女還能談笑自若地和醫生談話，一點沒有痛苦的表現。醫生的手術完畢之後，這婦女即被用氈包裹好，放在有車輪的「行榻」上，送到休養室裡去。在休養室裡，前一兩天經過手術的婦女，有的在看書，有的很起勁地在和別榻上的婦女大談其天！

　　就莫斯科一處說，在一九三〇年，墮胎者達十七萬五千人。據曾在莫斯科特別調查此事的法國醫生Hamant和Cuenot兩博士所報告，謂該處墮胎數量較前大增，一九二九年中墮胎超過生產百分之六十一。這樣增加的比例，在實際上未嘗不因為秘密墮胎之逐漸減少乃至滅跡，所以在增加的數量中，有許多不過把從前之秘密的變為公開的。而且自墮胎規定為合法以來，蘇聯人口的生產率仍然是每千有三十七之高度（在所謂「文明的」西歐各國，都在每千二十以下），每年人口仍然是有三百萬的增加；換句話說，人口增加的速率並不受墮胎的影響。這現象和社會環境的逐漸改善以及兒童保育的積極實行，都有密切的關係。

　　在蘇聯一方面不勉強婦女們不願的生育，一方面仍用教導的方法使一般人明白墮胎的害處，除利用刊物（印行小冊子廣發）和討論會外，並利用電影對全國各處宣傳，同時在「商榷處」由醫生指導性的衛生的時候，並注意指導節制生育的方法。更基本的當然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進行，例如提高人民的生活標準，建造良好和足夠的住宅，以及托兒所網之更為擴充密佈等等。

　　一九三五，一，十七，晚。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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