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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凡勒拉訪問記


  記者到都伯林的第三天下午(去年十二月四日),和張君似旅同去訪問愛爾蘭自由邦總統凡勒拉。我們去看他,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過因為久聞這位為愛爾蘭民族解放努力鬥爭二十年的健將,順便去瞻仰瞻仰他的言論丰采,但是在我們到的那幾天,愛爾蘭和英政府交涉宣佈獨立共和國的問題,正鬧得滿城風雨,凡勒拉在這時候正是該國新聞記者所極不易見到的人物,況且我們並沒有什麼介紹信,冒冒失失地去亂闖一陣,能否見著,毫無把握,可是我們覺得不妨試試看,即見不著,也不過偏勞了自己的兩條腿,沒有什麼蝕本的事情,於是便打定主意去跑一趟。我們到了他的官署門口的時候,只見一隊衛兵穿著很威武的制服,現著很森嚴的氣概,在門口持槍守著,我們倆挺胸大踏步前進,他們只注目望著,倒不盤問什麼,到了傳達處之後,道明來意,先由秘書在客室晤談,他說總統見的人很多,尋常非在一星期以前預先接洽不可。我們說明天就要走,請他替我們問問看。他答應當天夜裡用電話把接洽的結果通知我們。後來得到他的電話,說總統答應第二天下午五點半晤談。第二天上午凡勒拉為著英政府殖民地大臣剛送來對於他的通牒(即詢問英政府,如愛爾蘭宣佈獨立共和國,英政府是否不致以武力壓迫)的複文,開緊急國務會議,下午三點鐘又在上議院報告這件事情,仍肯於百忙中的同日下午五點半和我們接談,這大概是因為他聽見記者是由中國那麼遠來的,但在我們覺得究是一件不易多得的事情。

  我們先由秘書引進客室略候,便由他領到總統辦公室裡去,這辦公室是個頗大的長方形的房間,設備很簡單,只有一張很大的辦公桌放在一端的窗前,凡勒拉背壁坐在案前,桌的右邊放著兩張沙發。凡勒拉坐位的背後牆上掛著一張愛爾蘭全島的大地圖,對面的那個牆上掛著一個很大的半身石膏像,看上去似乎是一九一六年革命戰爭的領袖披爾斯(Patrick H. Pearse)的遺像。凡勒拉每天就前面對著這個殺身成仁的烈士,後面背著全愛爾蘭的版圖,辦他的公事。

  凡勒拉的形貌,我們早在各種刊物及報上登的相片上看到了:那個頎長的個兒,深沉的眼光,好像記載著許多患難經歷的額上皺紋,薄薄而緊湊的嘴唇,尤其可注意的是他的那個充滿著思慮的面孔和靜默鎮定的態度。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後,他起立離座兩三步迎客,由秘書介紹後,我們賓主三人握手後便坐下來敘談。記者先對他致謝上次他在日內瓦國聯會議任主席時對中國表示的好意,繼說對愛爾蘭民族解放鬥爭精神的敬慕,所以見他感到異常的愉快。張君也對他致謝他在百忙中接見我們的盛意,他自己也承認實在忙,我接著說我們不敢多費他的時間,只想很簡要的替《生活》週刊提出幾個問題來問他。他說談話內容必須在《生活》上發表的話,務必先給他看過。記者答應照辦,所以下面幾段的談話,已由記者回倫敦後先把要點譯成英文,寄給他看,經他回信同意的。

  記者問愛爾蘭民族是否在實際上現已完全自由,愛爾蘭政府和英政府所爭者只是共和國的名稱問題。凡勒拉答說不然。他說實際現狀仍為愛爾蘭人民所不能滿意,並說他在致英國殖民大臣的牒文中也聲明一九二一年的《英愛條約》是用武力強迫愛爾蘭人民接受的。「當時愛爾蘭人民如不接受,除立刻戰爭外,沒有別條路可走。他們從未出於自願地接受這個條約。但是在我的政府(凡勒拉自謂)負責宣佈共和國以前,還要先把這個問題用投票方法徵求全國人民的意向。」

  其次記者問北愛爾蘭的六郡(County)不能併入自由邦,是否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經濟的理由從中作梗。他答說宗教信仰的不同,即南愛爾蘭也有,於政治並無妨礙。他深信哀爾斯特省(Ulster在北愛爾蘭)的九郡中,有六郡和其他愛爾蘭部分隔離,從中作梗者是由於英政府的政策;一旦英政府的勢力和贊助消滅,哀爾斯特省問題便可得到滿意的解決。說到這裡,凡勒拉立起來指著牆上所掛的地圖,接著說道:「在北愛爾蘭也有一郡選舉我,足以表示即在這六郡裡面,也有很堅強的少數贊成愛爾蘭的全部統一。」

  講到宣佈共和國,愛爾蘭人民在經濟上是否要受到打擊(因英國關稅對帝國的殖民地有相當的權利),他認為不成問題。他說:「今日世界上各國都有經濟的困難,連英國和她的各殖民地都在內。就愛爾蘭說,和英國的強迫的聯合,和因此所引起的擾亂和不穩固,無疑地是我們的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和英國脫離,便是穩固,這是趨向繁榮的第一步。」

  張君問他對於中國問題有何指教,他很謙遜地表示對於中國現在局勢不能有何具體的意見。他說覺得中國問題因為地大和人口的眾多(記者按:愛爾蘭面積僅三萬二千余方裡,人口四百余萬),又因為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缺乏彼此間的適當聯繫,愈感困難。他相信組織(organization)是解決中國許多困難問題的樞紐;允許各地方政府有大量的自主,同時關於全國的要政,須服從中央,他認為這樣可以解決中國的許多困難問題。

  以上幾條是凡勒拉所同意發表的談話內容。我們談約半小時後退出。臨行承他應記者的請求,叫他的女秘書撿出他的最近肖像贈給本刊。我所得的感想是他在實際上已漸成為過去的領袖人物,他的思想和政策都難於應付現在和未來的愛爾蘭問題;他的腦袋中所裝的東西還只是民族革命,似乎關於社會革命的影子一點都沒有。他相信組織是解決中國許多困難問題的樞紐,這話固很重要,但他卻沒有注意這種「組織」應該以什麼為中心,然後才能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作英勇堅決的抗爭。

  他在去年十一月因英國殖民大臣在下議院裡說出一句愛爾蘭自由邦有自由處置自己事務之權,便送給英政府一個牒文,詢問如果愛爾蘭自由邦願和英帝國脫離,英政府是否不致用武力壓迫;英殖民大臣用很滑頭的口吻回答說,因為英當局不相信愛爾蘭自由邦會有這樣的運動,所以認為對此問題沒有答覆之必要!自由平等是要用熱血犧牲去換來的,那有如此便宜貨可搨!記者和凡勒拉談話時,曾問他,據他看來,愛爾蘭的完全獨立問題可由議會的和平方法達到呢?還是要由於革命的武力鬥爭?他說這個問題要英政府來回答。我不便對他說這是要愛爾蘭人自己決定的!

  廿三,一,十七,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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