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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船上的民族意識


  記者前天(二十一日)上午寫《到新加坡》那篇通訊時,不是一開始就說了一段風平浪靜的境界嗎?昨天起開始渡過印度洋,風浪大起來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縱地向前邁進,坐在吸煙室裡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忍不住了,跑到甲板上躺在籐椅裡不敢動,一上一下地好像騰雲駕霧,頭部腦部都在作怪,昨天全日只吃了麵包半塊,做了一天的廢人,苦不堪言。今天上午風浪仍大,中午好了一些,我勉強吃了一部分的中餐,下午吸煙室裡仍不能坐,寫此文的時候,是靠在甲板上的籐椅裡,把皮包放在腿上當桌子用,在狂濤怒浪中緩緩地寫著,因明日到哥倫坡待寄,而且聽說地中海的風浪還要大,也許到那時,通訊不得不暫擱一下。

  船自新加坡開行後,搭客中的中國人就只剩了七個,一團漆黑的朋友上來了十幾個(印度人),他們裡面的婦女們手上戴了許多金鐲,身上掛了不少金鏈,還要在鼻孔外面的凹處嵌上一粒金制的裝飾品,鼻子上那一個窟窿就不知道是怎麼挖成的!此外都是黃毛的碧眼兒。有一個嫁給中國人的荷蘭女子,對於中國人表示特別好感,特別喜歡和中國人攀談。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帶有一個帆布的靠椅,預備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寫明瞭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標誌。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來個大塊頭外國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趕開,說這個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寫明的姓名給她看,她不肯服,說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寫上自己的姓名!於是引起幾個中國人的公憤,我們裡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憤激,說「中國人都是做賊的嗎?這樣的欺侮中國人,我們都不必在國外做人了!這還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齒怒目的神氣,好像就要打人似的。還有一位乙君持極端相反的意見,他說:「中國人出門就準備著吃虧的。」又說:「自己不行(指中國),有何話說!」他主張不必認真計較。當時我剛在吸煙室裡寫文章,他們都倉皇地跑進來告訴我,我說老太婆如不講理,可將情形告訴船上的管事人(Steward),倘若她自己也帶了一張椅子,因找不到而誤認的話,便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來,便明白了。後來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對李君道歉,而且覺得很難為情。聽說她原有幾分神經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說不管有沒有神經病,總是欺侮中國人,於是他仍舊狠狠地熱血沸騰地對著這個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訓,並在背後憤憤地大說乙君的閒話。

  中國人到國外易於被人淩辱,卻是一件無可為諱的事實,理由很簡單,無非是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不像樣,國際上處處給人輕視,不但大事吃虧,就是關於在國外的個人的瑣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響。例如船上備有浴室,如遇著是中國人正在裡面洗浴,來了一個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門很急,逼著速讓,那種無理取鬧的舉動,雖限於少數的「死硬」(Die-hard)派,無非含有輕視中國人的意味。

  不過有的時候也有自己錯了而出於神經過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國經商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響亮,極平常的話,他都要於大庭廣眾前大聲疾呼。除登臺演說外,和一二人或少數人談話原不必那樣賣力,但是這位仁兄不知怎樣成了習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非雷鳴不可。這當然易於惹人厭惡,我曾于無人處很和婉地提醒他,請他注意,他「願安承教」了,但過了一天,故態復萌。有一夜他在房裡又嘩啦嘩啦起來,被對房睡了覺爬起來的一個德國人跑過來辦交涉。他事後憤然的說,在自己房裡說說話有什麼犯法,他覺得這又是選定中國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以來,雖有馬占山部及十九路軍的曇花一現的暫時的振作,西報上遇有關於中國的漫畫,不是畫著一個顢頇大漢匍匐呻吟于雄赳赳的日軍閥槍刺之下,便是畫著前面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中國人拚命狂奔,後面一個日本兵拿著槍大踏步趕著,這樣的印象,怎能引起什麼人的敬重?至於外國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說了。這都是「和外」的妙策遺下的好現象!

  到國外每遇著僑胞談話,他們深痛于祖國的不振作,在外隨時隨地受著他族的淩辱蹂躪,呼籲無門,所表示的民族意識也特別的堅強,就是屢在國外旅行的雷賓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時候和記者長談,也對此點再三的注重,可見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說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不過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的附屬物不剷除,為虎作倀者肆無忌憚,民族解放又何從說起呢?這卻成為一個先決問題了。

  廿二,七,廿三,

  佛爾第號船上。自哥倫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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